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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是国内学界参与国际学术前沿论坛的重要切入点。国内学人有关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学界的公认。从早期的夏鼐、张星烺、朱谦之到今日的王治来、余太山、蓝琪、刘迎胜，诸位先贤都为国际丝绸之路研究贡献了中国智慧（代表性成果有：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考古学报》1959年第三期；夏鼐：《中世纪中国和拜占庭的关系》，《世界历史》1980年第四期；张星烺：《欧化东渐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朱谦之：《中国景教》，商务印书馆，2016年；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余太山：《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蓝琪主编：《中亚史》，商务印书馆，2020年；刘迎胜：《古代中国与亚洲文明》，甘肃教育出版社，2023年）。丝绸之路研究不仅获得国内中国史研究人员的重视，也是国内世界史研究者的关注重点之一，代表性人物有王治来、蓝琪、张绪山、林英等前辈（代表性成果有：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一期；张绪山：《景教东渐及传入中国的希腊—拜占庭文化》，《世界历史》2005年第六期；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林英：《唐代西域的可萨汗国》，《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一期；林英：《唐代拂菻丛说》，中华书局，2006年；林英：《公元1到5世纪中国文献中关于罗马帝国的传闻——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的考察》，《古代文明》2009年第四期）。国内学者研究丝绸之路的视域从中国史转变到世界史和中国史的融合，既反映了国内学人知识构成的合理性，又是丝绸之路研究的必然要求，是突破已有研究的重要创新点。张爽、薛海波的《丝路视域下拜占庭、中介民族与中国关系研究》（以下简称“《丝路视域》”）是国内学界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呈现出世界史和中国史互融的特点，体现在史料、史实和视域三个方面。

从东西史料贯通的角度研究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一是研究有大量史书记载的中国、罗马、拜占庭帝国的丝绸之路。中国和罗马-拜占庭均重视史学为现实服务，所以官方和民间都重视史学的发展。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可以说是中古时代最重视史学编撰的地区和国家。诚然古代的史学典籍极少记载经济内容，有关对外交往中的物资交流也不是外交史关注的重点，所以史书中有关丝绸之路的记载较为稀缺。只有中国和罗马-拜占庭帝国这类国家拥有的丰富史学典籍才能够提供有限的丝绸之路史料。而中国和罗马-拜占庭帝国正是丝绸之路的东西端点所在地，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国。中国和罗马-拜占庭帝国长期大一统状态与和平环境也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史学编撰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然而，丝绸之路的记载从认识论上而言本质上是不同区域的人群对世界的认识，既反映了当时当地人的世界史视域，也呈现了古人世界史认识的局限性。比如中国人中除了杜环外极少有人亲自前往地中海沿岸，中国对西部世界的认识局限在伊朗高原，而罗马-拜占庭人对东方的认识局限在中亚地区。（米南德[Menander]记载了拜占庭人到访中亚。有关提比略[Tiberius，578-582]当政时期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交往的详细情况可以参见Menander，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trans. R. C. Blockley，Liverpool: Francis Cairns [Publications] Ltd，1985，pp. 171-179.赛奥费拉克斯·西摩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也记载了诸多中亚的风俗。参见Theophylact Simocatta，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trans. Michael and Mary Whitb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杜环，又名杜还，是唐代旅行家，也是著名史学家杜佑的族子。他在天宝十载[公元751年]作为随军书记官跟随将领高仙芝出征，深入中亚。唐军在怛罗斯城与大食交战。两军相持五日后，唐军因为葛逻禄部落背叛而最终战败，杜环随之被俘。他也因此得以在中亚及地中海东部地区游历十余年。宝应初年[762年]随商船从广州回国，将自身在异国的所见所闻写作《经行记》。此书主要记述了西域各国的基本信息与风土人情。现原书已失传，仅剩一千五百余字保留在杜佑的《通典》中。杜环的游记虽然未能完整保存，但残留部分文章短小精悍，关于各国的记载有独到的细节，是研究中西交流史和中亚、西亚国家历史的重要一手资料。）因此双方的史料也因认知的局限所涉及的空间范围有限，不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丝绸之路的真实情况，并且他们对中间地区的认识是模糊的。这个领域的史料贯通要求做到史料互相印证，通过合理的逻辑分析，用现代的眼光去检视古人的局限。

东西史料贯通不仅仅是停留在常见的东西方文献层面，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推进还需要重视挖掘非著名史料。中国蚕种西传拜占庭帝国一事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历史。《丝路视域》在第二章第一节“四到六世纪拜占庭社会经济中的丝绸与丝绸贸易”中谈到了拜占庭史家普罗柯比的记载（81页）。如果能够找到相关的中国史籍的记载相互印证，则能更准确地构建史实。也可以进一步挖掘拜占庭史料，寻找记载蚕种西传的其他史料（张绪山提到拜占庭史家佐纳拉[Zonaras]和赛奥凡尼·拜占庭[Theophanes of Byzantios]的史书中都提及此事。参见张绪山：《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87-88页）。挖掘非著名史料是丝绸之路研究进一步推进的必然要求。拜占庭帝国的传世文献有诸多记载丝绸之路历史的非著名作品。拜占庭史家普利斯库斯（Prisucs）、米南德和赛奥费拉克斯·西摩卡塔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拜占庭与西突厥汗国交往的历史和中亚的风土人情，阿加西阿斯（Agathias）、米南德和忏悔者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 Confessor）的作品较多记载了萨珊波斯帝国的历史。这些非著名史家的史料在书中多有使用。

第二个领域是研究丝绸之路上欠缺史书典籍的国家和族群。它们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文献记载传统的族群，多为游牧民族，比如该书重点研究的柔然人、匈奴人。他们参与丝绸之路的活动需要域外文明地区的记载提供最基本的史料。柔然人和匈奴人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都可能与罗马-拜占庭帝国有一定的关系（西方史料记载的相关族群是不是中国的柔然人和匈奴人仍旧存在争议，学界对匈奴和匈人关系的争议，可以参见余太山：《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234-266页；约达尼斯：《哥特史》，罗三洋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译者序ⅵ-ⅻ页），所以东西方的史料为其提供了有限的材料。二是有文献记载，但是并无太多的史学典籍传世的国家和族群，比如印度和波斯。印度没有史学书写的传统，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印度并没有符合中国和西方标准的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典籍。印度史学对丝绸之路的记载有限，而印度及其影响地区又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波斯的文献中史学文献也较少，由于阿拉伯人的毁坏，存世的史料几近阙无。而萨珊波斯帝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是丝绸之路的主体区域。因此以萨珊波斯帝国为代表的伊朗文化区是丝绸之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它的历史建构更需要依赖域外东西方史料。《丝路视域》第二章第二节“四到六世纪欧亚丝路贸易中的波斯战争”使用了诸多拜占庭史家的文献记载，这些史家包括普罗柯比、米南德、苏格拉底（Socrates）、索佐门（Sozomenus）、阿米阿努斯·马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佐西莫斯（Zosimus）。遗憾的是，中国史料在研究萨珊波斯帝国具体的历史问题上帮助较少。

阿瓦尔人是不是柔然人一直在学界存在争议。《丝路视域》根据东西方史料、史实和前人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阿瓦尔人的族属问题，认为阿瓦尔人是被突厥击溃的柔然人的这一观点曾在中外史学界中占据主导地位。笔者认同余太山先生的研究成果，即阿瓦尔人是《魏书·西域传》中的‘悦般’人……本文所论的阿瓦尔人是由中亚西迁到欧洲的伪阿瓦尔人。在558年突厥消灭嚈哒前后，曾被西突厥征服的Ogor人西迁到高加索时，被当地民族误以为是可怕的阿瓦尔人，Ogor遂以阿瓦尔人自居，即迁到东欧的伪阿瓦尔人。”（136页）当然辨析阿瓦尔人的族源问题不是该书的重点，如果进一步研究阿瓦尔人的族源则需要探寻乌戈尔人（Ogor）的历史，并且基于历史记载中的柔然、阿瓦尔人、乌戈尔人的情况予以专业分析。这种分析是基于史实、研究者的思辨能力、研究者所具备的东西贯通的视域和知识广度才能达到的高度。罗三洋对匈奴和匈人的辨析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哥特史》，译者序ⅵ-ⅻ页）。

总之，研究者只有在充分了解史实的基础上才能准确理解史料。这应该是史料批判中的应有之义。同时研究者熟悉书写对象国的史实才能更准确地判断古人史料的价值和缺陷，超越前人由于时代局限造成的历史解释的不足，推动学术研究发展到新的阶段。这个层面的意义对于丝绸之路研究更为重要。因为东西方史料对于丝绸之路上的诸多内容记载是零散、模糊的，相比于记载本国的历史，其准确性值得怀疑。而传统研究丝绸之路的专家由于近现代教育的局限，其学识局限在特定的中国史、汉学、拜占庭史等国家或者文明的框架之内，即使身为西方人的汉学家，由于学业有专攻，对西方古典和中世纪历史的深层次认知仍有一定的局限。而研究者对于萨珊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历史的认知水平仍旧有足够大的提升空间。所以东西方史实知识贯通是研究丝绸之路的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内容。丝绸之路研究要重视史实的重要性，在史实贯通基础上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史料，形成合理的直觉认知，判断记载模糊的史料，形成相对合理的历史建构。

《丝路视域》虽然没有开篇明义地提出用全球史的视角研究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但是部分内容反映了一定的全球史视域。如第二章第三节中的“匈人对拜占庭内的侵掠与欧亚丝路贸易体系的物资流动”中，作者从黄金、丝绸、珍宝等奢侈品的角度解析匈人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透析了游牧民族侵掠行为背后的经济动机。作者指出“阿提拉所建的匈人帝国，是依靠阿提拉个人征战的权威、掠夺分配黄金等丝路硬通货以及联姻纽带等方式。将西罗马和拜占庭帝国周边匈人、图林根人、哥特人、格庇德人、苏维汇人、赫鲁勒人、萨尔马提亚人和阿兰人等中东欧众多蛮族，强制扭结在一起的蛮族共同体”。另外第三章第一节的“嚈哒丝路扩张对欧亚陆路丝路主要国家关系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全球史的视角。嚈哒人在中亚的活动影响了萨珊波斯帝国的内部皇室斗争和外部活动。最著名的事件是普罗柯比记载的历史：当查士丁尼的军队在意大利获得战果之际，东哥特使者前往萨珊波斯帝国宫廷，希望能够与波斯人结成同盟。波斯人利用拜占庭帝国用兵西部之际，趁虚而入入侵叙利亚等地，然而由于受到东方的嚈哒人的威胁压力，波斯人不得不撤军。嚈哒人摧毁波斯军队导致萨珊波斯帝国削弱，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拜占庭帝国，使其能够更专注于意大利战场。而嚈哒人获胜的原因之一是其擅长的一种战术。嚈哒人的战术影响到嚈哒与萨珊波斯帝国的胜负关系，进而影响到萨珊波斯帝国对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压力，再影响到拜占庭帝国与东哥特王国的战事。从中亚到西部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一种全球史的联动关系。

自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以来，学界关于清代的银钱比价已有不少探讨，但与其重要性相比，现有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基础数据的不系统，大大限制了研究的深入。现在，本书作者克服资料收集的种种困难，将清代银钱比价予以尽可能全面的整理和解读，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令人钦敬。同时，出版方对作者的研究给予了尽可能完善的呈现，其诚意也令人赞叹。例如，本书正文中的图表均采用了彩色印刷，使得价格序列间的异同、货币实物的细微之处等都清晰可辨，为国内一般的学术出版物所难以企及。而且，本书不计篇幅，将一些在其他出版物中只是节略引用的重要史料予以完整呈现，非常便于读者原汁原味地体会相关的历史背景。所以，本书亦是对货币史的献礼，不仅适合专业学者参考，也适合对货币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本书的首要贡献是银钱比价数据整理的范围大大超过前人，在整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清代银钱比价的分省年度序列。在数据整理过程中，作者对史料的性质进行了考辨，区分了铸造成本比价、官定搭放价、赋税折征价、官卖价、市场价等属性，并将纷繁的货币单位尽可能地统一到库平纹银与足制钱上来，最终以市场价为基本口径建立起具有可比性的序列，以反映清代银钱货币市场的波动（第一至三章）。受限于资料，本书呈现的数据在时空分布上仍不均匀。其中，十八世纪初以前各省的比价颇为稀零，云、贵、甘肃等省份的数据缺失较多，东北的数据作者应有整理，但未列在数据表中（301页）。尽管如此，清代银钱比价波动的概貌已经可以从数据中反映出来了。将来的学者在处理经济史料，需要换算货币单位时，也不难按表索骥，查得基本可靠的参考价格。

在数据来源上，本书除利用前人研究外，更广泛发掘官方档案以及方志、文集、报刊、账簿等非官方史料。同时，如作者所述，“官方档案数据是本书主要依赖的数据”（48页）。具体而言，地方向中央奏报的比价是本书所依赖的核心史料。清代奏报粮价已为学界所熟知，由王业键先生领衔的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团队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先后整理发布的两套清代粮价数据更是被广为引用。清廷虽然也希望官员一并奏报银钱比价，但银钱比价奏报的完整度远不如粮价，爬梳的难度则更上一层，所以没有得到与粮价同等的重视。加之中间有一段时间档案处于整理状态，学者利用不便，亦限制了银钱比价奏报档的开发。近年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查档环境虽有所改善，相关档案也已扫描为电子图片，可是仍需在馆内电脑上查阅，对外地学者颇为不便。本书作者并不居京，但仍以一己之力，对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银钱比价奏报档进行了充分的收集整理，将数据公之于众，省却后来者无数劳动，可谓善莫大焉！

当然，作为同行，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似乎也读出了些许无奈，不能不有戚戚焉。一方面，官方档案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的确是非官方史料所难匹敌的，但账簿等商业文书在数据的精确性、连续性方面则较胜一筹，集腋成裘，亦甚可观。然而，商业文书近年虽大量涌现，其主体仍然分散于各收藏机构及藏家。即使是公藏机构的文书，或因归于抄本古籍，或因封存库房，往往缺乏透明的查阅政策，外人利用甚难。本书对商业账簿的利用主要取之于已有研究以及已公开出版者（286页），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另一方面，本书所利用的官方档案主要是奏折，但还有一大宗档案未得到系统利用，即刑科题本。刑科题本是刑科给事中汇缴大内的一种司法文书，包含了货币、物价、工资、利率、生产生活关系等丰富的社会经济活动信息，素来是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宝库。然而，刑科题本有数十万卷之巨，第一历史档案馆过去只开放了“土地债务”和“婚姻奸情（家庭）”两个专题卷宗，先后有数个团队据此耕耘，也只能是取其一瓢而已。近年开放的刑科题本卷数大大增加，但利用条件则如故。对有志于清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者而言，如何能充分发掘这座宝库，始终是横亘心头的一道难题吧。

数据来源也会影响到数据整理的方式。本书将数据分省、分年进行整理，既是因为史料分布不均，在比省和年更细的尺度上，数据将过于零碎，也是因为官方档案等史料中的数据有时本身就是概述性的，难以精确到更细的时空尺度上。不过，如果银钱比价在省内各地或一年内的各个季度间存在较大差异，将并不整齐的数据分省、分年平均取值，就可能会带来偏差。在数据较多的情形下，这不太会影响我们对基本趋势的判断，但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对银钱比价波动的一些具体解释，也可能会不便于读者选取数据来处理较细时空尺度下的经济史料。尤其是对于账簿等民间文书中的记录，它并不是按年或日这样的固定频率形成的，而是交易级别的，能反映交易主客体对比价的影响。一旦转化为固定频率的序列，就会损失掉这些弥足珍贵的信息。本书序言中提到作者建立了一个“数百万字的原始数据库”（第4页），也即还有一个包含原始时间、地点等信息的底层数据库与本书配套，只是它难以用出版物来呈现。期待将来它能以合适的形式开放出来，与本书一道嘉惠学林，相信这也是作者的志之所在。

一旦建立了各省的银钱比价年度序列，并将它们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就会得到和作者类似的判断——“清代银钱比价自始至终在总体上存在一个全国性市场，全国意义上市场的整合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程度高与低的问题”（363页）。这有力支持了以往基于银钱比价定量研究的发现，同时也挑战了文献中以定性为主的研究所作出的论断。后者主要是基于各地货币的不统一来论述货币市场的分割，如魏建猷先生的《中国近代货币史》更将其归结为与社会性质相联的“封建的区域性”（29页、63页）。另一种思路则将地域性货币单位理解为停滞于本地流通或“不回流”的地域货币的形成，这就是黑田明伸先生在《货币制度的世界史》中所提出的“自律性的本地通货”命题。

然而，如果协调地域货币单位的组织与产生银钱交易行市的组织是合一的市场组织，那么，它实质上仍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来促进市场整合的组织，而非以分割市场来维持本地通货流通的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地域货币单位的产生是以稳定的虚货币为价值尺度，来解决实货币的纷繁所带来的困扰，并不是要构造一种不能回流到跨地域流通的实货币。这时，尽管货币跨地域流通会有一定的交易成本，但如果将地域市场中的银钱比价单位统一换算为库平纹银与足制钱的比价，各地比价的波动就会变得非常接近，而不是像近代来华的外国旅行者所乍看到的那样莫衷一是了。本书的工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反映跨地域货币流通的活跃上，最鲜活的例子莫过于王棨华《达亭老人遗稿》中的一则记载。据载，乾隆末年有定州钱铺商人携银赴外地采购粮食，从邸报得知朝廷因银钱比价过高，有发银干预之议，于是紧急改往保定钱铺卖银买钱，结果又引发保定钱商往定州跟风交易，政策尚未出，银价骤减。这则材料虽然有文学化的成分，却颇能揭示专业钱商在地区间进行银钱套利的敏锐以及银钱交易因采用批帖等金融工具而变得便捷。最早注意到它的当属彭信威先生，但就像《中国货币史》很多耐人寻味的注脚那样，这则在文后节引的史料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书将它在正文中完整披露和解读（512-513页），很有助于读者体味到底什么才是清代货币市场的实态。当然，作者用该例来说明影响铜钱价值的十因素之第九个因素“投机及预期”，或有斟酌余地。“投机及预期”对应的行为即“套利”，套利机制正是市场价格调节资源配置的核心。本书详尽梳理了影响银钱供求的各方面因素，而如前例中政策干预通过钱商套利提前实现其目标所示，这些因素如果要通过市场主体来作用于银钱比价的话，就离不开套利机制。所以，“投机及预期”如果不是视为一种并列的因素，而是作为影响其他因素发挥其作用的一种机制来分析，似更为妥当。

有必要一提的是，专业的银钱市场集中于城市，官员奏报也更可能参考治所驻地的情形，这些都意味着目前的银钱比价数据是偏向于城市的。然而，农村的货币流通有别于城市。一则农村的货币交易规模较小，行用铜钱为主，所以难以形成银钱兑换的行市；二则农村的货币流通速度较慢，会向“不回流”的本地通货一端倾斜。不过，除了一些代用货币或信用票据，农村货币的基础——铜钱仍然有赖于城市的供应。商人的规程书揭示了长距离贸易商人运送铜钱到农村采购的情形，而官方办理基层赈济时，也需要以银易钱发放。这样，银钱比价对于理解城乡间的货币流通及市场整合依然是非常关键的。只是在这一流通中，外地商人与本地乡民间的交易成本是极不对称的，这会带来和城市之间的市场整合很不一样的情形。应该承认，我们目前对此仍知之甚少。事实上，作者在关于石仓文书的合作研究中已开始涉足于此，今后随着更多的农家账簿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这一状况想必将会改观。

在货币制度上，本书特别注意到清代“银一钱千”（即银一两合钱一千文）的设计，并结合历代货币文化进行阐述（第五章）。前人对此也有留意，但缺乏深入的解释。如彭信威先生只是简单地谈到清廷当时“不懂得主币和辅币的道理”，所以想维持一个固定的比价，乃至直接在钱背刻上“一厘”（即千分之一两）字样。作者则提出一文钱与一厘银的固定比例观念与一文钱重一钱的传统有关，反映了传统货币理念中计数与计重间的通融。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货币与语言类似，其扩散都有赖于使用者的共同认知，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属性，以观念或文化传统为解释是合理的。可以补充的是，一文钱重一钱不仅仅是对计数的铜钱赋予计重的含义，而且，制钱本身也会作为重量标准来使用。大一统王朝虽然重视度量衡的标准化，但以当时的技术施之于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标准度量衡器具往往并不易得，这时制钱就是最现成的一种衡器。所以，制钱或许本身就内含计重属性，一文钱重一钱不仅反映了货币传统，其与度量衡传统的关系也值得留意。

作者的讨论不仅关注国家，也同样结合新出的史料关注银钱比价波动对民间的影响及其应对，包括对“道光萧条”、咸丰铸大钱等清代经济史中比较经典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本书的探讨表明，只有将物价、工资、利率等数据与银钱比价放在一起分析，才能厘清货币市场波动对民众生活、商业往来等方面的影响。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数据还是比较初步的，但不排除将来在某些商业账簿资料比较丰富的地区，能对这些问题做比较精细的研究。在本书中，作者基于商业文书提出的新问题是，面对银钱比价的波动，财务上应如何处理？由于传统账簿中对每一项货币收支不仅按记账货币记录了其价值，也像普通商品那样记录了每种实货币的数量，所以财务人员直接干没钱财是不容易的，但在银钱比价不断波动的情形下，其仍可通过对银钱比价的选择来操纵损益的核算，从而影响分红。果如此的话，应如何解读账簿中的银钱比价，又如何理解最终计算出来的损益？更进一步，就像在史料中时有看到的那样，某些低劣的实货币甚至会崩盘、退出流通，这时又要通过什么比价来结清往来主体间的财务关系？对于后一情形，我们或许可凭对史料的感觉推知地方政府会出面与绅商协调，共同整理货币秩序，但关于这样一种超出刑名、钱粮的新现象，具体研究则是阙如的。这些都是本书留给我们的重要问题和研究启示。

历史的吊诡往往隐藏在地名深处。我曾经长居于巴黎南郊的克里姆林-比塞特（Le Kremlin-Bicêtre），当时只觉得这个复合地名颇为别致，却从未追究其来历。直到读罢加拿大哲学家伊恩·哈金的《重写灵魂：多重人格与记忆科学》，我才意识到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原来是知识考古学的核心现场之一。“Bicêtre”源自中世纪温彻斯特（Winchester）主教兴建的城堡，后改为医院；“Kremlin”之名则来自1812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后、幸存法军频繁光顾的一间小酒馆。两段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记忆被压缩、封存在一个地名中并沿用至今，这正是“记忆层叠”的生动写照。

比塞特医院（Hôpital Bicêtre）承载着法国精神医学的发展史——从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时期关押疯人的收容所，到十八世纪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解除精神病人镣铐的人道主义革命，再到十九世纪末成为神经学研究的前沿阵地。1883至1885年期间，路易·维韦（Louis Vivet）就是在这里被诊断为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多重人格（Multiple Personality）的病例。神经学权威让-马丁·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的学生朱尔·瓦赞（Jules Voisin）医生，记录了他监护下的维韦的奇特症状：这名二十岁的男子在“第一状态”下脾气暴躁、有攻击性；在“第二状态”下，他性格温顺、极为虔诚，但腰部以下全部瘫痪。随后，研究者报告维韦存在至少六种，多达十种不同的人格，每种人格伴随着截然不同的身体能力、记忆、性格和行为模式。患者人格之间的转换可以通过催眠、触摸特定身体部位或使用不同金属来诱发。

就在同一时期，沙尔科的另一名学生——显然是将来最著名的一位——年轻的弗洛伊德正在巴黎，忙于将老师的著作翻译成德语。彼时，沙尔科在萨尔佩特里埃医院（Salpêtrière）定期举办的“星期二讲座”（Leçons du mardi）已成为整个巴黎知识界的盛事，吸引了大量社会名流、艺术家、作家（如左拉和莫泊桑）、记者和政客参与，弗洛伊德也在其中。通过高度戏剧化的临床教学展示，沙尔科得以向同行和公众推广神经病理学的前沿研究，同时也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多重人格无疑为这类活动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它既神秘得足以吸引社会关注，又足够“病理化”以证明医学干预的必要性。弗洛伊德早期的诱惑理论（Seduction Theory），以及后来对“压抑”和“无意识”的建构，很难说与这一时期的人格分裂研究毫无瓜葛。

哈金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历史交汇点的深刻涵义。他意识到，从此刻开始，关于灵魂、自我和痛苦的道德与形而上学争论，开始转化为一套关于记忆和遗忘的、“客观”的科学知识体系。这种话语转换的革命性在于重新定义现代人理解自我的基本框架。哈金由此展开的思想之旅，揭示了我们今天用于讨论人性和应对创伤的话语体系，是如何在一个多世纪前被塑造、争夺和发明的。

《重写灵魂》不是一部按部就班的精神病学史。哈金的核心论旨是：十九世纪末兴起的“诸记忆科学”（Sciences of Memory）并非简单地“发现”了记忆的客观事实，而是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概念和实践，目的是取代传统的“灵魂”观念，从而将人的内在世界全面纳入科学知识与权力治理的范畴。从此，灵魂不再是神学或形而上学的专属领地，它被“重写”为一系列关于记忆功能的、可被观察、测量和治疗的科学对象。在哈金看来，这种转变绝非偶然，而是一场深刻的知识型变革（epistemic transformation）的后果，它重构了人类理解自身精神生活的方式。

为了论证这一点，哈金细致追溯了“多重人格”这一诊断类别的历史流变。他以十九世纪末法国的经典案例费莉达·X（Félida X）为起点，讲述了“人格的双重化”（doubling of the personality）如何在癔症和催眠术的温床中诞生，并追踪其如何漂洋过海，在美国演变为“多重人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在里程碑式的案例“西碧尔”（Sybil，她拥有十六个分身，其中还包括两个异性人格，其故事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女性主义运动和“童年创伤”等叙事的共同推动下，这一原本罕见的医学奇观爆发为一场席卷北美的“流行病”。最终，在1994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将其更名为“分离性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目的是将该类别“再科学化”和“去戏剧化”。哈金指出，这一系列变迁伴随着知识框架、治疗实践、法律责任乃至社会价值的深度重组，历史的非连续性证明了现代精神医学分类的社会建构性。

作为哲学家的哈金擅长理论思考，例如贯穿全书的“人类类别的循环效应”（looping effect of human kinds）。这是指人的科学中的类别并非简单描绘独立存在的现实，因为这些类别本身会与被分类的人群产生互动。例如，当“多重人格”这一标签被创造出来，它便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被理解的表达内心痛苦的方式。这一循环效应的具体过程可以被拆解如下：

全书最引人注目的概念当属“记忆政治”（memoro-politics）。在哈金看来，这是继福柯的“解剖政治”（anatomo-politics，针对身体）和“生命政治”（bio-politics，针对人口）之后，针对主体的第三个权力极点。他认为，二十世纪末关于记忆的激烈争论——尤其是“恢复性记忆”（Recovered Memory）与“虚假记忆综合征”（False Memory Syndrome）——本质上是不同社会群体围绕权力、道德和“真相”展开的政治斗争：一方是女性主义者和治疗师，他们将恢复童年创伤记忆视为对父权制暴力的揭露，以及对幸存者的赋权；另一方则是“虚假记忆综合征基金会”所代表的、被指控的家庭成员和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他们谴责这是一种由治疗师诱导、破坏家庭的“现代巫术”。这场论战的焦点在于记忆的可塑性。哈金准确地指出，争论远不止于科学事实的真伪，而是关系到法律诉讼的成败、家庭关系的存续、治疗师的职业合法性，以及女性主义运动的道德根基。

哈金揭示了这场“记忆战争”的深层条件：无论是声称记忆可以被恢复的治疗师，还是强调记忆容易被篡改的心理学家，都接受了一个共同的前提，即记忆是通往真相的路径，是可以被科学研究和法律认定的客观对象。这种共识体现了十九世纪以来诸记忆科学的巨大成功：记忆从私人经验转移到了公共领域，成为专家知识和制度权力可以合法介入的对象。与此同时，记忆也成为了社会控制的工具，其真假判断不再由个体自己做出，而是需要诉诸专家权威和科学证据。

哈金对现代记忆的两大趋向——科学化和叙事化——的剖析尤为精彩。十九世纪以来，记忆科学化的主要路线包括解剖学（以布罗卡对大脑功能定位的研究为标志）、统计学（以埃宾豪斯的实验心理学为标志）和心理动力学（以里博的记忆实证研究为标志）。但另一方面，记忆与“讲故事”（storytelling）密不可分。因为记忆并非简单地模仿或再现我们早期的经历，而是通过填补当下的空白和掩盖异常，使叙事保持连贯性。这两种趋向看似对立，实际上有着共同的根源：它们都是对传统灵魂概念的世俗化替代。科学的记忆研究试图用客观的、可测量的数据来解释主观性；叙事的记忆理论则试图用故事的形式来重新捕获灵魂的丰富性。在此意义上，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可以被视为对第一波法国科学主义记忆政治的人文主义回应。

《重写灵魂》是哈金长期学术关怀的结晶。在另一部重要著作《疯狂旅行者》（Mad Travelers）中，他考察了“神游症”（fugue）的兴衰。这种无法控制的、伴有遗忘的漫游冲动曾经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短暂流行，并拥有一套完整的医学解释，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便销声匿迹。哈金认为，神游症的出现需要特定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包括发达的铁路网络、对流浪者的社会恐慌、国家对人口流动的监控需求（如身份证明文件的普及），以及新兴的神经病学权威，等等。一旦生态位消失，这种疾病也就随之消亡。那么，多重人格的生态位是什么？在二十世纪后期的北美社会中，鼓励自我表达和自我探索的治疗文化、女性主义运动对“说出你的创伤”的政治倡导、媒体对奇观化案例的追捧，以及法律体系开始承认基于恢复性记忆的诉讼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多重人格的土壤。两个案例充分展示了精神疾病的存在与历史条件和社会网络密不可分。

将神游症与多重人格并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上百年来欧洲与北美的社会变迁和知识图景。它们如同硬币的两面，折射出现代性危机的不同表达：神游症几乎是男性的专利——这些城市中的职业男性在某个瞬间抛下一切，开始横跨欧洲的无意识漫游，他们的身体在公共空间中自由穿行，却对整个过程毫无记忆；多重人格则成为女性的领地，十分之九的患者都是女性，她们的身体被禁锢在私人空间中，只能通过内在人格的分裂来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流动性。这种性别分布精确地反映了传统的空间分配：男性拥有外部世界的行动权，女性则被限制在内在世界中，她们的反抗也只能是向内的。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名字，正如哈金所说，“男性的多重人格患者在哪？……一个简单的答案——他们人在旅途”。

神游症与多重人格都是典型的“世纪末”（fin de siècle）症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爆发，承载着一个时代的集体焦虑。十九世纪末的神游症伴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和旅游业的兴起，体现了工业社会对传统地域束缚的突破，也暴露了现代人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失去方向感的困境。二十世纪末北美多重人格的流行则与女性主义运动、儿童权利保护和创伤心理学的兴起密切相关，折射出后现代社会中的身份认同危机。

更进一步地，神游症与多重人格的出现，都与记忆被“科学化”的过程密不可分。神游症是实证科学的理想研究对象。患者主观上声称记忆完全丧失，这就为医生、警察和法官等权威角色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舞台。他们可以通过搜集客观证据——比如车票、旅店账单和目击者证词——来重建患者的真实轨迹，从而确立凌驾于个人主观体验之上的科学真理。相比之下，多重人格的记忆重建发生在精神病院和诊所的封闭空间内。它不再是外部证据的拼凑，而是通过催眠等技术对主体内在世界的干预和挖掘。在这个过程中，患者与治疗师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记忆的恢复带有强烈的表演性，患者在治疗师的引导下学会如何呈现不同的人格和相应的创伤记忆。两者的差异反映了记忆科学化的两种路径：前者通过物质痕迹的客观重构来弥补记忆的空白，后者则通过主观体验的戏剧化表达来填补裂隙。

哈金的思想与福柯有着显而易见的亲缘关系。他继承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追问话语、权力和身体如何塑造现代主体。然而，哈金也自觉地与福柯保持距离。如果说福柯的权力分析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描绘一个巨大、匿名的权力—知识网络，哈金则更关注“自下而上”的维度，赋予个体更多的能动性（agency）。他让我们看到，科学分类不仅仅是规训，也是个体用以理解自我、表达痛苦，甚至反抗命运的资源。人们会主动地借用、协商甚至改造这些标签，来重塑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哈金不仅是福柯思想的延伸，也与拉图尔（Bruno Latour）遥相呼应。哈金用以解释疾病兴衰的“生态位”，实际上就是一个由异质性元素构成的行动者网络。无论是神游症还是多重人格，它们的实在性都不是源于某种生物学本质，而是由基础设施、报纸媒体、医学权威、法律判决、患者自述等人类与非人行动者组成的网络所支撑。一旦网络中的某个关键节点（如铁路旅行的新鲜感、媒体或公众的猎奇、主流科学研究范式）发生变化，整个网络就会松动，“疾病”也就随之衰退。

《重写灵魂》自问世以来，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及精神病理学等多个领域激起了广泛回响。评论界普遍赞誉此书的博学、智识上的原创性及其处理复杂议题时的审慎态度。然而，学者也针对其历史解释、文化分析等问题展开了商榷与批判。有研究者指出，哈金过度聚焦于十九世纪末法国的精神医学史，却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创伤——特别是大屠杀——保持着令人惊讶的沉默。这种遗漏反映了某种研究视角上的局限。如果我们把创伤记忆仅仅理解为精神医学概念的演进史，就有可能忽略真实的历史灾难如何从根本上重塑了西方的创伤观念。

哈金的分析或许还存在另一重局限。有人类学家指出，哈金对文化的理解停留在表面，他没有深入探讨法国天主教传统中关于灵魂与肉体二元性的独特理解，或启蒙运动对理性主体的特殊建构。更为关键的是，哈金忽视了不同文化中关于人格的多样化理解。在许多非西方文化中，人格的多重性和流动性被视为常态而非病态，例如灵魂可以暂时离开身体，个体可以被祖先或神灵附体，这些都指向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自我观念。如果将视野扩展到这些文化传统，我们不难发现，多重人格在西方的流行和衰退恰恰暴露了特殊文化建构的内在脆弱性。

当代中国的心理学热潮发生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个体化进程激烈碰撞，代际创伤的记忆与遗忘相互纠缠，现代性的承诺与现实的落差日益明显。在这样的语境中，年轻一代用新的方式解释自己与父母、恋人、朋友、同事的关系，尝试重新定义什么是“正常”的情感表达，想象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然而，正如哈金所警示的那样，这种“科学+叙事”的自我理解模式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既解放了我们，也可能束缚我们。当复杂的人生经历被归因为“原生家庭创伤”，个体的挣扎被简化为某种特定的“人格类型”，我们在获得一种解释的确定感时，是否也放弃了理解历史、社会以及人性幽深之处的其他可能？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记忆的政治性。在身份政治盛行的时代，哈金的分析有了新的现实意义。身份政治往往基于对历史上的不公正的集体记忆：女性对父权制压迫的记忆、少数族裔对种族主义的记忆、性少数群体对歧视的记忆，等等。这些记忆为相应的身份认同提供了道德正当性和政治动员力。哈金的研究揭示了身份政治与记忆政治之间的关联。身份政治之所以以记忆为核心，不仅是因为历史，更是因为现代人将记忆作为自我的基础：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记得什么，我们记得什么反过来决定了我们应该成为谁。这一循环论证构成当代身份政治的认识论闭环。最终，记忆的政治不仅关乎言说，更关乎遗忘，以及守护或打破哪些秘密。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入口处镌刻着那句永恒的箴言：“认识你自己。”这句话确立了西方人两千年来的崇高理想：通过理性和内省，发现一个内在的、真实的、不变的本质自我。在今天，对自我的探寻不再是一场纯粹的思辨之旅，而是充满了权力、话语和历史偶然性的博弈。首要的责任或许不再是“认识你自己”，而是“记得你自己”——不仅要记得那些构成我们生命的经历，更是要审慎地记得我们如何讲述这些经历，使用谁的语言来记忆，以及这种记忆将我们塑造成何种样貌的人。哈金的工作提醒我们，在一个专家知识日益渗透日常生活的时代，保持对这些知识形式的批判性反思不仅是学术责任，更是智识义务。只有通过历史化的视角来理解当前的概念框架，才能挣脱其无形的束缚，进而想象和创造出其他的可能。

乔治斯·瓦鲁萨基斯（Georgios Varouxakis），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历史系教授、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其研究领域为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史，重点涉及国际政治思想、帝国研究、“欧洲”与“西方”观念。代表作有《密尔论民族性》（Mill on Nationality，2002）、《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治思想中的法国与法国人》（Victorian Political Thought on France and the French，2002）、《海外的自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国际关系》（Liberty Abroad: J. S. Mill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3）。

瓦鲁萨基斯教授的新作《西方：一种观念的历史》（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于今年7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一经问世便广受学界好评。在这部关于“西方”的谱系学研究中，瓦鲁萨基斯教授对“西方”这一政治和文化共同体自称的起源作了颠覆性解释。他系统梳理了“西方”内涵的多次演变，揭示其争议性定义背后的深层意图与历史影响，并深入探讨这一概念在当代及未来可能呈现的多样形态。全书由此为读者理解“西方”提供了纵贯古今的全面叙述。

瓦鲁萨基斯：我目前所致力于的“西方”观念研究与我早年的密尔研究间的确存在着一定关联。通过以密尔和法国为题完成博士论文，我对密尔与法国的联系及其所受法国思想的影响了如指掌。这里当然要提到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他与密尔曾长期保持书信往来，并建立起亲密的友谊。但后来二人在女性地位问题上产生分歧：如你所知，密尔坚持女性在智力上与男性平等，而孔德却认为女性智力低于男性，这种观点令密尔无法接受。

言归正传，通过研读相关著作和诸多论文，我发现学界对“西方”观念的起源存在一种普遍共识。专业学者们指出，人们常把“西方”视为一个永恒的、不朽的概念，仿佛它自古希腊时期起就已存在。然而，这其实是一种时代误置的投射。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究竟从何时开始自称为“西方”？又是从何时开始使用这个词来描述自身？

学者们大都认为，作为自我指称的“西方”起源于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它被用于宣扬和推广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白人优越论和种族主义——换言之，“西方”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新名称或别称。起初我觉得这个观点很有趣，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因为据我所知，早在十九世纪初，孔德及其遍布英国、巴西乃至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就已痴迷于谈论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西方”，并设想建立一个他们称之为“西方共和国”（République occidentale）的联邦体系，其论述至少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于是我意识到：问题出在时间节点上，“西方”自称的源起绝不是在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而是在更早的时期。而且学界关于意图、原因和动机的判断也完全错误，因为孔德实际上是一位极其坚决的反帝国主义者。孔德固然有诸多缺陷，我也并非为他辩护，但他对帝国的反感堪称极致，这种强烈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在十九世纪绝大多数的欧洲思想家中实属罕见，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

因此，我认为，关于“西方”自称何时以及为何开始被使用的整套理论，在各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2007年，我受邀前往瑞典参加题为“何谓西方”的学术会议，我在会上尝试着提出了这一论点，自那时起，我发现无人能驳倒我的论证。十年后，我据此撰写了论文，而这正是本书研究的起点。就此而言，这项研究与我先前对密尔的探索间接相关。

瓦鲁萨基斯：这确实是我研究的意图之一，但并非主要目的。当前的主流观点在历史上并不准确。我只是想厘清真实的历史脉络。我并不反对后来确实有许多人使用“西方”一词来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说法，但若将其概念起源归因于帝国主义的需求，则完全违背史实。实际上，欧洲人自十六、十七世纪起就已热衷于推行帝国主义，但他们当时并不觉得有必要称自己为“西方”，他们常以“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或“欧洲”自居。诚如学界所指出的，欧洲人固然乐于将东方他者化、异域化，但直至十九世纪早期，他们都未曾以“西方”自称。

因此，我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到了十九世纪，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称谓？答案在于，他们需要一个能够把自己同俄国区分开来的术语，而不是与亚洲、伊斯兰世界、非洲或更广义上的其他地区相区别。对于后者而言，“欧洲”和“基督教世界”的传统称谓已然足够。虽然俄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奉行东正教，而非天主教或新教），地理上属于欧洲的一部分，且自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时代以来，就已融入欧洲国家体系与地缘政治格局，但它在拿破仑战争后却成为欧洲人最恐惧的威胁。欧洲人极度担忧俄国会主宰整个欧洲大陆。正因如此，越来越多人开始在西欧使用“西方”“西方的”等称谓，他们迫切地想与俄国划清界限。

这一点在孔德的著作里有明确的表述，在孔德追随者的文献中也有清晰的说明，他们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术语。而在更早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当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爆发时，越来越多的法国评论者开始强调：我们的麻烦并非奥斯曼帝国，因为它终将崩溃；真正的问题在于，如若俄国攻占君士坦丁堡并征服奥斯曼帝国，其势力必将延伸至地中海地区，继而掌控欧洲。因此，他们开始谈论希腊，期待这个即将在独立革命中诞生的小国成为“西方”的一道堡垒，据此保护西欧免受俄国的威胁。

瓦鲁萨基斯：显而易见，十九世纪的情况已非常明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许多思想家不仅反对帝国霸权，还对中国文化持开放态度。譬如伏尔泰就常借用中国的例子来批判那些以欧洲为中心的、源自《圣经》的基督教历史叙事，其他启蒙思想家也有类似的做法。但到了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日益强化：欧洲自诩为文明的代表，而将其他地区的绝大多数族群视为野蛮人。

我认为，这种认知确实存在，但当时欧洲人并不觉得有必要使用“西方文明”这一称谓。基于历史认同的延续，他们更倾向于以“欧洲文明”或“基督教文明”自称。他们自视为“基督教徒”或“欧洲人”，而把其他族群视作低等。因此，我的观点是，当欧洲人逐渐意识到有必要把自己与同样信奉基督教、同属欧洲的俄国人区分开来时，“西方”这一术语才真正变得不可或缺。

当然，这些概念之间存在重叠。“欧洲文明”与“西方文明”这两个概念存在交集，但绝非完全等同。不同术语的使用暗含着微妙的区分：何种群体被纳入其中或排除在外？缘由何在？其确切含义又是什么？词语极为关键——这也是我新书的方法论核心：词语具有误导性，抽象概念既诱人又危险。所以，深入剖析这些概念的历史流变、既往含义及其未来可能承载的新内涵至关重要。这正是我致力于厘清这些概念区别的根本原因。

瓦鲁萨基斯：孔德最初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所有政治著作中，谈论的都是“欧洲”。他希望彻底重组他眼中世界上最先进的地区——西欧，因为它在科学技术等方面遥遥领先。他还坚持认为，自查理大帝时代，也就是公元八、九世纪以来，这片土地就已基于共同的文化经验而形成历史共同体。因此，他称之为“欧洲”，尽管这一称呼本身颇为耐人寻味。我在书中提到，在他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一篇习作里，他试图澄清道：“为指代精神权力在国际关系领域所行使的职能，我不得不在‘欧洲的’（European）与‘普遍的’（universal）两词中择一使用。我更倾向于前者，因为它更为精确，也更契合过往的使用习惯，尽管它或许显得既过于宽泛，又过于狭隘。”孔德的意思非常明确，所谓过于宽泛，是因为欧洲地理概念包含了俄国与奥斯曼帝国，而他实际所指的仅限于西欧。所谓过于狭隘，则是因为这个概念没有把美洲和澳大利亚涵盖在内，那里生活着西欧人的移民后裔，孔德认为他们和西欧属于同一文化共同体。

由此可见，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他就已经意识到“欧洲的”一词并不理想。通过查阅他与密尔等人的通信，我发现截至1842年起，他不再将自己论述的对象称为“欧洲的”或“西欧的”，而是开始使用“西方”“西方的”等说法。实际上，孔德真正关注的是欧洲的特定区域及其在世界各地的移民殖民地，而“欧洲”一词容易引起混淆，因为人们显然是将其理解为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

瓦鲁萨基斯：孔德不需要为这种矛盾张力负责。我再次申明，孔德当然有许多缺陷，我也并非为他辩护。但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他的计划之一就是废除所有帝国，立即让所有殖民地独立，甚至取消欧洲的民族国家。他主张恢复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世俗权力应归属于爱尔兰、托斯卡纳、威尔士、比利时及科西嘉等致力于发展工业的小型国家，他对工业发展极为重视；而精神权力则应由整个联邦统一行使。他设想并将这一精神共同体称为“西方”或“西方共和国”，而人类教宗暂居巴黎，由该精神权力机构来负责人民的道德教化、教育等事务。这是一个极为精细的方案。无论如何，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反帝国主义特质，这恰恰与人们对“西方”观念初始的普遍认知截然相反。

其次，孔德并不希望其设想沦为“基督教俱乐部”。孔德对中国及中华文明深感兴趣，其法国继承者皮埃尔·拉菲特（Pierre Laffitte）更是如此。作为法兰西公学的教授，拉菲特对中国和中华文明有着更深厚的学养积淀。因此，孔德的最终目标是人类的统一。他希望“西方”率先完成自我重组，成为一支仁善、和平、反帝国主义的力量，而后逐步接纳其他国家。最后，“西方共和国”将自我消解，其首都也会从巴黎迁往欧亚交汇处的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在那里建立“人类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Humanity）。

显然，这一愿景充满了乌托邦的色彩，但其内核是和平主义、反帝国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在孔德的“人类宗教”中，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哲学家与先知皆是值得被予以尊崇和纪念的“人类先贤”，他拒绝将其变为一个基督教的专属乐园。当然，孔德仍旧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以法国为中心的，甚至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其普世胸怀在十九世纪思想家中已属罕见。因此，“西方”观念在其诞生之初，或许是乌托邦式的，但它既不是帝国主义的，也不具有排他性。它是一套奇特而精妙的构想，旨在重组西欧及其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以便日后能够在不经征服的情况下将全人类包容其间，而唯有当他地区做好准备并自愿加入时，这美好的愿景方可实现。

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也是一段令人惊异的往事。当然，这仅是本书的开端。全书共十章，篇幅颇长，后续章节将展开更为复杂的、延续至今的历史叙事。

瓦鲁萨基斯：我在书里涉及的人物很多，此刻无法悉数记起，但书中某些人物的提及频率确实远高于他人——从索引便可见一斑。部分极其重要者甚至出现在章节标题之中。

早在孔德之前，确有一些已被世人彻底遗忘的思想家，例如多米尼克·德·普拉特神父（the abbé Dominique de Pradt）。这位广受欢迎的作家在国际关系领域极具洞察力，能精准把握地缘政治动态。正是他坚持认为俄国对西方而言是最大的威胁，据他断言，希腊若击败奥斯曼帝国，将成为西方的防御屏障，由此融入西方世界。诸如这般的人物，虽活跃于孔德之前的时代，却仍对这个故事至关重要。政治哲学家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也曾在与希腊有关的论述中使用过“西方”一词。相较于前人，孔德的重要性在于他提出了极其详尽、系统的“西方共和国”“西方联邦”构想，并为其未来规划了种种具体的细节。在孔德之后，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参与其中，数不胜数，其中包括世界各地的孔德追随者，但也涉及诸多背景各异的思想家。

我在书中还讨论了来自俄罗斯、希腊、印度、加勒比地区、英国、法国、德国及美国的思想家。其中尤为关键的人物是弗朗西斯·利伯（Francis Lieber）——他不仅是美国政治科学的奠基人，更是十九世纪美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与学者之一。这位德裔学者在1827年以移民身份前往美国，他早年受教于德国的大学，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美逝世，人生的大半时光皆在美国度过。带着德国式的教育背景来到美国，他开始反思：为什么我们的文明没有一个专属称谓？于是他提出一个用于描述欧美共同文明的术语，这个意为“高加索一侧”的术语“Cis-Caucasian”极其迂曲且难以推行。但他同时也频繁使用“西方的”一词，因为他在德国长大，早已熟悉该词。利伯无疑是将“西方”与“西方文明”用法传播至美国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在我书的第四章关于美国的论述中，他被视为推动“西方”观念在美国发展并获得广泛接受的核心贡献者。

在第五章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论述中，涌现了许多极其重要的人物。无论是作为“西方”的捍卫者还是批判者，他们都在重新定义这一术语上发挥了重大作用。美国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从一战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李普曼始终是二十世纪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人，我甚至无法用语言来概括他的影响力之大。他每周撰写两篇专栏，美国总统或总统候选人定会拜读其文，因为他们深感有必要得到他的认可或附和他所主张的内容。正是这样一位深度痴迷“西方”及“西方文明”观念、熟知欧洲（其家族为德裔犹太移民，他本人几乎每年夏季皆旅欧生活）的人物，在这段历史叙事中具有关键意义。此外还有相对不甚知名者，譬如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在一战期间作为“西方”的批判者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从德国立场出发，抨击“西方”和“西方文明”流于浅薄，强调德国拥有更深厚的“文化”。

而按当今标准来看仍属于非西方世界的印度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亦是这场论争中的核心人物。一战期间，泰戈尔巡访日本、欧美各国，就民族主义问题发表演说，这些演讲引发广泛的讨论。早在战前他就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兼具文学巨匠与社会名流的双重身份，且英语表达精湛。我在书中详细追溯了泰戈尔关于西方的观点被多次引用、赞同或批驳的历程，他无疑是二十世纪初非西方世界中对“西方”观念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人物。当然后期还有甘地等诸多人物参与论辩，但泰戈尔的地位不容置疑。

接着，一战后，故事中早已登场的一些人物——如沃尔特·李普曼——继续发挥着重大影响。其间也出现了多位法国思想家的身影，例如在二战期间逝于英国的哲学家暨神学家西蒙娜·薇依，以及流亡伦敦参与抗德运动的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雷蒙·阿隆。阿隆在书中的冷战章节再次成为焦点人物，他是深入分析“西方”观念及其涵义的重要思想家之一，他坚定地捍卫“西方”。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非裔美国小说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堪称全球最负盛名的黑人，他凭借小说《土生子》（Native Son）以及自传等诸多作品一度享誉美国文坛。然而，由于无法忍受美国的种族主义与种族隔离政策，他在1946年选择移居巴黎，并在那里生活至1960年英年早逝。其间，他成为当时所谓“第三世界”，即后殖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辩护人。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始终坚持自己是西方人：“我之所以感到自己属于‘西方’，根本上在于我对人生所持的世俗化观念。我相信政教分离。我相信国家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我相信，一切思想都应当有权在公共领域中自由流通，不受限制。我相信，所有人皆应享有畅所欲言的权利——不必畏惧政治权力的压制，无需担心某些特殊阶层（如神职人员与教会人士）所宣称专属的、不可见力量的惩罚性手段或威胁。”诸多因素促使他推崇西方的原则，其中理性主义对他而言至关重要。这位自学成才者出身低微，家境贫寒，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他在芝加哥打工期间通过自主学习成为一名具有哲学思辨能力的作家，写下大量随笔、著作及政治评论文章。他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思想人物，他批评西方，无论是在美国的种族问题上，还是在外交政策领域，都未能在各国政府的实际政策中践行西方原则。而他所有的批判皆源于西方的内部视角。他宣称：“我是西方人，我与你同为西方人，甚至可能比你更具西方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全盘接受你的观点。”他在书中占据的篇幅几乎与孔德相当，有趣的是，他们二人的居所均位于巴黎王子先生街（Rue Monsieur le Prince），彼此仅相隔两栋房屋。这是字面意义上的比邻而居，只不过中间隔着整整一个世纪。这桩巧合令我不由称奇。

冷战时期同样涌现了许多重要人物，例如流亡的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等。而在后冷战时代，亦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我重点探讨了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及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此时还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小说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在过去三十年的所有小说里，他总会提及孔德，他坦言自己深受孔德影响，并对孔德充满敬仰。他在法国享有极高的声望，他就“西方”和“西方文明”提出的观点颇具争议且影响深远。当然，还有众多其他学者和政治家被纳入我的研究范围之中。

我这本新书融合多种体裁，但请相信，它在逻辑上是自洽的。这些人物彼此援引思想理论，参照相同著作，参与共同论辩，因而形成了内在的逻辑连贯性。书中的许多史料来源于哲学家，甚至政治家的习作——以亨利·基辛格为例，他不仅在冷战时期举足轻重，早在哈佛攻读博士阶段，其思想就已在历史叙事中占据重要地位。我把大量的小说文本当作史料加以使用，还广泛汲取了记者——尤其是李普曼这类兼具哲学素养与深刻洞见的精英报人的见解。总之，多元背景的各色人物及其言论共同构成了我新书的论述基石。

瓦鲁萨基斯：现今来看，或许不再如此。但在历史上，在“西方”观念的发展进程中，欧洲人确实对此更具洞察力。这也正是为何在“西方”成为超国家文化或文明，乃至联盟的概念之前，欧洲大陆人更早、更频繁地使用这一术语。

就政治意义上而言，“西方”术语的首次使用可追溯至公元395年，此时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这是历史上首次出现一个被称为“西方”的政治实体，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西罗马帝国的疆域则包含罗马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当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入侵者征服后，它便消弭于无形。但这些日耳曼入侵者逐渐萌生野心，渴望继承古罗马帝国的遗产，其中的一位领袖查理大帝（Karl der Große）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被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Imperator Romanorum）。但大多数人并未真正视其为“罗马人的皇帝”，因为君士坦丁堡仍有着另一位罗马皇帝，亦即伊琳娜女皇。尽管他们可宣称她不具备称帝的合法性，无足轻重，但两年后，男性继承者尼基弗鲁斯一世即位。因此，实际上，那位试图成为西罗马帝国继承者的皇帝，就被视作“西方的皇帝”。

于是，“西方”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后来的德国人和法国人惯用的术语，在他们的历史记忆和地理认知中，他们正身处西罗马帝国的所在地。但对英国人来说却并非如此，不列颠从未属于查理曼帝国或后来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它始终是孤悬海外的岛屿。正因如此，我在第三章中指出：正是那些曾在德法求学，或本身具有德法血统，或与欧洲大陆及其历史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开始更频繁地使用“西方”和“西方的”一词。当然，如前所述，孔德及其追随者们自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起，也开始详尽地阐释其愿景，并有意识地对“西方”进行精细化的定义。

这个故事的一个悖论在于：最后一个接受自身属于“西方”的国家竟然是美国，该词在美国普及的时间甚至晚于英国。而如今人们却普遍认为“西方”意指盎格鲁-美利坚及其盟友，但历史事实恰恰相反，美国是最晚加入这一概念体系的国家。所以，我着力揭示的正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种种悖论。

瓦鲁萨基斯：是的，我尝试践行阿米蒂奇所提出的研究路径。如果你试图像我这样，对一个延续至少两个世纪，甚至拥有更久远“前史”的观念进行历史考察，那么这种研究便不可避免地是连续性的。你无法像研究十六或十七世纪的文本那样，把注意力精准地聚焦在某一特定语境上，当时的史料有限，你可以详尽地追踪一场辩论的所有隐喻、含义和意图。而就我所研究的对象而言，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做法只能是“连续的语境主义”。

此外，我所遵循的，是尼采式的谱系学历史研究方法（genealogical historian approach）。尼采强调新的认知会不断迭代更替先前的理解，这些“意义”如同沉积物般层层累积堆叠，我尤为欣赏这一观点。他指出，基督教教义的新诠释虽逐渐占据主导，却从未完全覆盖其旧有的意义。尽管使徒保罗的教义诠释业已成为主流，但在他之前的其他流派对基督教的诠释并未消失，而是持续存在。我在此参考了剑桥大学哲学系教授雷蒙德·戈伊斯（RaymondGeuss）的一篇精彩论文，他对尼采方法论的解读让我深以为然。因此我认为，就“西方”而言，它在历史上经历过许多次不同的重新阐释，新的释义轮流占据主导，它们固然会取代先前的理解，但从未完全抹除旧有释义的效力。所以，在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不同时期会浮现出各异的强调重点：基督教内涵可能重新突显，世俗主义主张也会再次抬头；时而有人重申美国应作为西方的领导者，时而西欧被视为西方的核心。这些层叠蛰伏的释义会以迷人的方式不时复现。

有感于此，我在这本书的第九章中专门分析了特朗普在2017年第一任期内于华沙发表的一次演讲。我认为，唯有结合长时段视角并联系“他在波兰发表演讲”这一事实，才能充分理解其深层意涵。如果读者已通读全书至此，便已然明白波兰的特殊地位，也就能理解此番演讲为何在波兰引发强烈共鸣。

总之，若必须说明我的方法论立场，我认为尼采的谱系学方法对此类研究最为适用。如你所说，这本质上是一场诠释之争，而谱系学恰能有效应对这种特性。当然，我也认同昆廷·斯金纳的批评：“不存在可供我们书写的观念史，而只有关于观念的各种不同用法的历史。”因此，我所研究的，是观念的使用史。有关观念和概念的各种用法的历史，才是我所致力探索的主题。

瓦鲁萨基斯：我从未试图为此概念强行赋予某种统一性。相反，我在某种程度上对它进行解构，但与此同时，我不认为这意味着它毫无意义。“西方”始终承载着历史、宗教和文化上的深厚意涵，是一个极具召唤力的概念，因此人们才会在政治辩论中持续运用它来实现自身目标，这也使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不同群体可将其诠释为截然不同的含义，并借此追求政治目的。政治学者可以证明，即便是自相矛盾的信息也能奏效，因为在民主制度中，立场迥异的民众会按照自身意愿来理解你的言论，从而投票支持你。

我不愿意去为这个术语下定义，那样将陷入自相矛盾。我认同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的著名论断，“可定义的只是那种无历史之物”，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概念是无法被定义的，只能通过谱系学与历史学方法研究其不同层面的含义。因此，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去定义“西方”，比方说，它包含哪些国家，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研究的是这个概念的用法，而通过研究它的用法，我希望能够澄清争议，并确保当某人为私利滥用此概念时，会有人指出：且慢，那只是其中一种释义，未必是最准确或最相关的一种。

我深知，这种做法对追求清晰逻辑结构的记者或哲学家来说并不理想。但“西方”本就不是逻辑建构的产物，它是历史建构的结晶。与所有的历史事物一样，它复杂难解，与所有的政治概念一样，它充满争议。但正因其饱受争议，人们才会不断地使用这一术语，无论是为了捍卫它，还是为了批评它、攻击它。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厘清它过去的含义，及其可能具有的潜在意涵非常关键。而通过展示这一概念在历史中的可塑性，我也希望能够揭示它在未来所可能承载的全然不同的意义，以及容纳不同成员的潜力。要知道，希腊最初并不属于查理曼时代的“欧洲”或任何早期“西方”的一部分，恰恰相反，希腊人在文化和语言上引领着东罗马帝国。然而，近代希腊不仅被孔德“邀请”加入西方，如今更已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同样地，乌克兰人多数信奉东正教，过去从未被西方视作同类，如今他们却在某种意义上为加入西方而战，爱沙尼亚人、波兰人与德国人或许都对此深怀感激。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内涵与成员始终随情势而变。遗憾的是，这些现象无法在逻辑或哲学上被整齐划一地界定，但它们却在历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瓦鲁萨基斯：的确，全球思想史最近变得非常流行，但我对它的态度取决于如何定义它。我可能会接受这个术语，也可能不会。严格来说，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思想史，因为没有人能够以全球视野对任何概念、观念及其传播进行完备的历史研究。没有人精通所有语言，也不可能通晓每场辩论的语境以及每种术语的含义。但若采用更审慎的定义，例如将研究“世界应如何建构”“国际体系的组织架构”等宏观议题的思想史称为“全球的”，那么我的著作确实属于全球思想史的范畴。当人们谈论“世界”“西方”，以及“西方在世界中的角色”时，他们讨论的其实是一种关于世界的愿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这本书完全可以被视作一部全球思想史的著作。

在安德鲁·萨托里（Andrew Sartori）与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主编的《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论文集中，我认同剑桥教授邓肯·贝尔（Duncan Bell）提出的定义——这最接近我所能接受的“全球思想史”意涵。若按照他所提议的那样来进行界定，我的著作便可以算作全球思想史。但如果所谓的“全球思想史”是指要从所有人的、无所不包的视角来研究“西方”观念的历史，那么恕我无法做到。我认为无人能够做到。我主要研究的是西方人的自我认知。不过，正如我先前提到的，你极具洞见的问题让我想起，确实有泰戈尔，以及来自加勒比地区和非洲的一些非西方世界的思想家参与这场争论。由于他们影响了西方人对自身的理解，因而也成为西方内部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瓦鲁萨基斯：你的问题使我有机会强调书中结论部分明确阐述的观点：我反对将某些价值观冠以“西方价值观”之名。一些西方人将民主、自由民主、言论自由、性取向自由或平等、正义的理想统称为“西方价值观”，这种表述在历史上是不准确的。的确，其中许多，甚至绝大多数的价值观是在近代的西方才被整合成型的，但其起源却往往来自世界的其他地区。

更重要的是，某种观念或某件事物在哪个地方首先取得历史上的成功，往往只是历史的偶然，而非必然，这无关所有权的归属。正如现代希腊人不能宣称拥有古希腊文明的所有权。古希腊人创造出辉煌的成就，并创造性地整合他们在腓尼基、埃及和周边地区所发现的智慧成果，那只是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它拥有独占权。我们何其有幸使用同一种语言并经历相同的文化演进，与古希腊语言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能读懂古希腊文的人固然幸运，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属于全人类，而非希腊人独有。同样地，所谓西方价值观也不应当被视作西方的专属。

我不喜欢“西方价值观”这个说法，因为它仿佛是在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宣告：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我们取得了成功，你们应当效仿，因为它们更成功或更优越。如果你是中国人、印度人或非洲人，被告知“必须改变成我们的模式，因为它更加优越”，感受必然不佳。我个人认为，这些价值观中的大多数确实是值得推崇的。尽管它们的具体实践方式和内涵仍有待商榷，但它们应当以普遍性的名称来加以呈现，这样才能对全世界人民都具有吸引力。若希望人们能够真正接纳这些价值，就不应将其称为某一方的专属物。正因如此，我反对使用“西方价值观”这一说法。

实际上，我们如今视为西方主流价值的某些观念，并非自古就存在于西方——它们实则是在近代才被逐步整合成现有形态。别忘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同性恋者仍会被投入监狱，而更早几个世纪里，宗教裁判所曾对民众实施极其残酷的迫害行径。当然，这一过程可能并非偶然：西方内部为此经历过斗争与融合，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才造就了今日所见的结果。但这绝不意味着所有权垄断。总而言之，我坚持认为，有许多美好的价值理念值得全世界的人们共同思考与采纳，它们不应被称为“西方价值观”。

让读者穿行在十九世纪末欧洲大都市的光明与黑暗、中心与边缘、上升与堕落之间，这就是斯科特·斯佩克特的《启蒙与颓废：世纪末时期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下世界》（Violent Sensations: Sex，Crime，and Utopia in Vienna and Berlin，1860-1914，2016；沈辰成译，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8月），原书名直译是“暴力感官：维也纳与柏林的性、犯罪与乌托邦，1860-1914”。在这里要顺便提到的是，在该译本中常见的是把violent sensations译作“暴力猛料”（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二页），准确来说是指violentas sensations（作为猛料的暴力）。但是作者马上明确地说violent sensations“这一术语最直接的指代对象是诸多文化幻想。……同时，这意味一种新型的忧虑，一种内在而无意识的自我，这种自我受暴力冲动的支配——这是一种隐秘、强大，甚至难以克制的性冲动或者犯罪冲动”（2-3页）。在这里强调的是与暴力相关的幻想与忧虑，虽然也提到这些幻想的载体是审判、丑闻和故事；另外书中把sensations译作“感官猛料”，用来描述各种丑闻事件，放在书中征引繁密的丑闻事件案例的语境中，以“猛料”翻译在sensation本义中就有的轰动性事件的意思，当然是合适的。因此，在原书名中的violent sensations应该包涵有与暴力相关的感官幻想、忧虑和丑闻事件等比较丰富和复杂的涵义。看来，从翻译violent sensations这个角度来说，已经能够精准把握到这场穿越“巴比伦”柏林和维也纳的“Citywalk”的真实氛围。

从该书的内容来看，隐藏在文明深处并且骤然喷发的暴力与性的幻想及行为是贯穿全书的主线。流浪汉、杀人犯、精神病患者、性倒错者、强奸犯、警察、法官、科学专家、记者、专栏作者、报纸主编、出版人等等是出场的主角。就如作者所言：“在本书开篇，我们勾画了大都市的矛盾，在后续章节中，大都市的矛盾在性幻想和暴力幻想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人们质疑文明本身就是堕落之源，堕落不但滋生了肉欲和暴力。而且使得性欲和暴力成为人们的避难所，让人们得以排遣对于日常生活的既成事实的厌倦。”（383—384页）在该书中，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欧洲都市文化现象中的文明与颓废，地下世界中的罪与罚，现代性心灵中的幻想与堕落，边缘与中心的身份互塑与利益博弈……，所有这些都围绕着暴力与性的具体案例而展开。

“启蒙”与“颓废”则是对这些世纪末现象进行表述和剖析的理论话语，是一种历史判断与评价。所谓“启蒙”在这里不是指启蒙运动谱系的延续，而是指此期以柏林和维也纳为代表的欧洲大都市作为科学理性和各门类知识和新兴学科发展的中心所产生的氛围；而“颓废”则是指在大都市充斥着堕落、犯罪和暴力，两者之间构成了现代文明的矛盾图景，揭示了现代性发展的两个方面。作者对“世纪末”和“颓废”在此书中的使用语境有这样的解释：“当我们把1900年前后的时代称为‘世纪末’(fin de siecle）或者用‘颓废’形容当时的文化思潮时，我们就是在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大都市做出一种苛刻但令人着迷的评价。”（导言，1页）“世纪末”与“颓废”是一种“评价”，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与道德的判断。斯佩克特以苛刻和迷人来形容这种判断的性质以及所激发的情绪，因为所针对的对象是危险的美女、轰动的故事、贫困的城市、危险的街道、暴力的犯罪以及泛滥的色情。但这仅是此时欧洲大都市社会与文化图景中的一方面，同时存在的另一面是科学理性的胜利、专业知识的巨大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进步”的自信甚至自负的态度。假如作者的描述止步于此，这也仅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叙事，再深入下去也是属于叙事史学的方向。但是作者的研究主旨显然另有所图：“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图景相互勾连，成为当时人们看待世界、看待自身在世上所处位置的途径的组成部分之一，这是如何实现的呢？现代性有着许多的层面，它们时而彼此共存，时而相互矛盾，除此以外，整体而言，这些层面和这些层面之间的张力普遍具有一种神话特质：这是看待他者和自身的一种方式，通过装载符号的图像和叙事系统，揭示起源、本质以及命运。”（同上）这就是在叙事之中更具有文化人类学分析和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性质，科学理性与进步主义的叙事究竟是如何与颓废、犯罪和惩罚交织在一起，共同建构着欧洲都市的现代性形象？以“现代性”的概念谱系可以对此做出有成效的分析，因为在前所未有的大都市文化现象中产生的生产与消费、功利与美感、肉体与精神、欲望与惩罚等对立状态中的冲突就是现代性观念的内在冲突的多种表征。

作者在“导言”中对全书内容作了概述。第一章“黑暗的城市，光明的未来”探索在世纪之交时期人们围绕城市和犯罪的讨论，找出这些讨论中预先设置的有关现代性的焦虑与乐观的二元语境，解释为何在各种文本中的大都市现代性体验大幅增加，以及在所关注的犯罪争论中揭示一个更加深刻的历史问题：犯罪起源这个问题本身、特别是有罪或者无罪的概念本身是如何产生的。第二章“相同的起源”通过论述一场早期的同性恋运动和同性恋者身份认同的初步建构的复杂关系，探索边缘性的身份认同的起源及其与暴力的关系的议题。第三章“感官和感情”通过研究世纪之交的同性恋活动、解放运动和公众人物涉足其中的一系列著名性丑闻，梳理三个领域之间的复杂关系：男性同性恋者体验的性身份认同——医生、法官和警察对于性别错乱的定义——同性恋阴谋论的文化幻想。第四章“乌托邦式的尸体”讨论“性感女人和性欲杀手”，介绍几位奥地利女性主义活动家的思想和一些医学著作、社会科学著作以及新闻报道作品，并对新闻报道、警察档案以及法庭记录中涉及奸杀卖淫者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结合这些案件，解读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和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的一些文本，从而探索人们如何把刺激感官、耸人听闻的暴力幻想同针对欧洲文明的批判联系起来。第五章“血腥的谎言”把对犹太民族杀人献祭的指控和相关案例与其他议题联系起来，那些议题包括：现代化和启蒙运动、颓废堕落和社会进步、种族和性别，它们也贯穿在前面章节的围绕性和暴力的讨论中。最后谈到了人们在解释这一时期的反犹主义时，关于文化想象中的“内在他者”的自我反思往往遭到了忽视。（5—8页）

应该强调的是，作者在“启蒙与颓废”之间最为关注的焦点是性问题，性是“暴力感官/猛料”的美学与犯罪学的起点和终端。斯佩克特揭示了欧洲新兴大都市给当时人们带来的最新、最强烈刺激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活体验，而性体验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也是把维也纳与柏林作为并列考察对象的重要理由——“虽然这两座城市截然不同，但它们均既是现代社会有关性与性别的思想观念发展演变的关键地点。也是激发这些有关性与性别的思想观念的政治运动、解放运动发生、发展的关键地点。”（2页）接着列举了一些以性问题为中心的标志性事件和思潮：性学研究的诞生、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初次实践、反对迫害性少数群体的运动以及世纪之交女性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另外，关于维也纳和柏林成为所谓边缘的和极限的暴力幻想的温床的例子，也是与性紧密相关：红颜祸水的人物形象、色情谋杀的报道、地下卖淫小说、有同性恋取向的公众人物的种种丑闻……。“当时，色情幻想出人意料地在许多领域中占据突出的位置，包括：高雅文化（包括文学和哲学)、学术研究（特别是性学、城市社会学以及犯罪学）以及大众文化（包括小说和大众媒体对离奇案件的新闻报道)。在本著作，笔者试图归纳分析上述貌似分散实则相关的文本。”（同上）对于研究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研究者来说，在“启蒙与颓废”的历史叙事中是否对于与性观念、性行为和性别文化的维度、文本有足够的重视，斯佩克特的研究很有启发性。实际上在我们亲历过的历史语境中，思想文化的“拨乱反正”与“地下世界”的sensations（感官、猛料）之间的关系并非不存在，我记得几十年前的一些非虚构作品（当时比较普遍称作报告文学）实际上就是相关的文本，然而在研究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斯佩克特很明确地指出他的研究工作和该书的目的绝不是要为“边缘化理论”（marginalization thesis）增添什么论证的材料，不是要通过给涉及性问题的他者（例如同性恋者、妓女以及犹太人）贴上边缘人物的标签，从而让那些正常的、值得尊敬的、有用的和遵守纪律的人得到验证和授权他们取得“中心地位”的身份认同。他说“我们需要更加清晰明确地描述、分析和论证上述现象与当时的启蒙式的社会进程之间的紧密纽带”，这是该书的核心议题。也就是说，要打破在文明与堕落、启蒙与颓废之间贴标签的划分方法，不是简单地歌颂启蒙或批判颓废，而是要揭示在两者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塑造的真实联系——这才是隐藏在“世纪末时期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下世界”中最核心的秘密。如果说到身份认同的问题，斯佩克特要揭示的正是内在于启蒙与文明所自我建构的高大形象之中的violent sensations——有关暴力的感官刺激、丑闻事件和边缘堕落真相，它们同样就是现代性身份认同中无法割离的一部分。

关于“启蒙与颓废”，在斯佩克特的论述中是这样引进来的：“在本书中，笔者认为，这样一种双重的分析具有重要作用：它涉及中欧社会的现代性的自我印象，它涵盖了那些‘启蒙的’(enlightened)与‘颓废的’(decadent)的实践和表征。此等分析的前提是对迥然不同的文本类型的深层信息进行比较研究，这些文本包括：法学、医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学术文献和其他文本；警察、法官以及侦探的专门记录和专业手册，乃至法庭记录；哲学和文学等以受过教育的群众为受众的高雅文化文本；低俗小说和讽刺杂文等大众文化作品；报刊报道和新兴的犯罪和侦探小说等寻求感官刺激的罪案报道；政治解放运动的文献和档案；最后，一些罕见的记载了性犯罪者个人经历的档案，例如法庭审判记录、警方审讯笔录、私人笔记文件以及给友人、医生或者报刊编辑的书信等。”（4页）这里相当详细地列举了作者的研究所依据的第一手史料，对于不太熟悉产生这些史料文本的历史语境的读者来说，要有足够的耐心才能读进去；同时还会遇到理解的困难——斯佩克特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和研究把叙事与评述、考证与思辨、感性与理性融为一体，需要读者在阅读中细心分辨和领悟。

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在阅读中还会发现在我们自己的研究中所谓作为方法的“文本细读”还存在不少文本类型的盲区。比如说关于性丑闻的文本，我们往往由于各种语境的限制而难以“细读”，更无法“重述”。当我们读到斯佩克特关于性丑闻文本的这段论述之后，应该会有所触动：“在很大程度上，性丑闻是一座桥梁……确实，丑闻是一个不同的知识语域（register）……丑闻本身也是再现的阵列中的一股积极力量……1907年，哈登—奥伊伦堡事件（Harden-Eulenburg Affair）是同性恋性丑闻达到高潮的标志。皇帝的亲信顾问的小圈子涉嫌同性恋，这起丑闻引发了德意志帝国政权的震动。20世纪的头十年里。报纸报道的这一系列的丑闻的特点是文化幻想，这些文化幻想的主要内容不是可怕的行径或极端的暴力，而是外国渗透、阴谋诡计、颠覆政权和贪污腐败。这些感官猛料暴露出一种隐秘的反社会暴力，在它背后还潜藏着一种秘密的反常现象。”（177—178页）毫无疑问，这的确是猛料（sensations），是暴露帝国政权的秘密和反常现象的有力文本。能够把性丑闻与“外国渗透、阴谋诡计、颠覆政权和贪污腐败”联系在一起的文本，无论在何种历史语境中都值得“细读”和“重述”。“由此，我们可以另辟蹊径地揭示目前人们尚未深究过的历史背景。”（5页）——把导言中的这句话放在这里，也很合适。

另外，在对边界人物、暴力幻想、性和犯罪的文本研究中，米歇尔·福柯在这些议题中的理论观念当然对斯佩克特有重要影响。他指出福柯在《性经验史》（History of Sexuality）中坚持主张在性主体或者自我理解、解放运动以及具有潜在压迫性和权威性的医学话语和法学话语之间存在联系，但是福柯的实际分析的重点几乎只是关于权威性的话语。（22页）因此，“本书将大众文化中那些刺激感官的猛料文本置于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哲学话语的对立面，这样也许能让人们采用不同的方式认识横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那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思想执念，并如此看待这种复杂的机制：它作为一种文化项目或一种关于现代性的、属于现代性的自我批判话语发挥作用”。（23页）

正是在这样的视角和研究进路之中，斯佩克特提出了对于当前文化史研究的重点转移——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范式转移——的看法：其研究对象已经不再限于高雅文化的文本，而是涉及高雅文化的话语（哲学的、批判的、美学的、文学的、科学的或社会科学的各方面的话语）和发生“在地面上”的主体的理论化进程之间的历史联系。所谓“地面上的理论化进程”包括：警察的实践、激进分子的实践、罪犯的实践和“普通人“的实践。“为了复原这一饱和的历史时刻，人们需要理解各种线索和其他事物之间的共谋关系——换句话说。启蒙运动同内在于它自身的那种灾难性的对立面共舞，人们不可能‘选边站’在理性的启蒙运动一边，清除这种危险的关系。即使我们门小心翼翼地讲述这段历史，也可能会唤醒这头野兽。……人们只能希望自己在面对下文将要谈到的那些刺激感官的暴力幻想的诱人景象时，能够保持足够的警觉，从而维持分析层面的精确。”（24页）

也就是说，与启蒙话语共舞的不仅是对未来的乐观想象，同时还有在地下世界中奔涌的“暴力感官”和“暴力猛料”。在这样的视角中解读罗伯特·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揭示其真正的故事背景是世纪末时期的维也纳，他所讲述的故事与本书所要阐述的论题紧密相关，那就是：我们对世纪末的人们的幻想的观察穿过魏玛共和国时代和紧随其后的纳粹德国时代的透镜产生了折射，在此情况下阅读他们自身所处时代的人们的幻想的深层结构。”（14页）既然谈到了魏玛时期和纳粹德国时代，对于在“启蒙与颓废”之间与狼共舞的历史追问就涉及到一个有关一次大战的重要议题：根据传统说法，走入战争的各国欧洲人从来没有预见到大战的灾难性暴力，因此暴力幻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产生的血腥产物。但是斯佩克特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灾难性、报复性和潜伏性的暴力幻想已经出现，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因果关系的轨迹？”（21页）他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现代人暴力幻想的起因，而是其暴力幻想的症状甚至后果呢？”（22页）如果是的话，那么根据作者对于世纪末时期柏林和维也纳的“启蒙与颓废”的研究，正是那些接受启蒙思想并且积极发展科学事业的思想家、科学家和那些在边缘地带争取身份认同的地下世界群体的“共舞”而使暴力幻想成为形塑战争暴力的文化根源。在我看来这也只是在都市研究中的文化心理分析与历史社会学之间的一种有意义的探索，涉及到战争史的问题还需要回到战争史叙事中接受检验，那些在战壕中产生的士兵日记、作战实录、从前线飞向后方的家书等文本才是揭示最后答案的依据。

这不仅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暴力史的重构、重述，而且更是对世界的今天与未来发展的前瞻和深刻警醒。作者在最后指出：“众所周知，20世纪初的时代戛然而止，人们没有迎来乌托邦式的未来，而是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暴力。在这些幻想中，世界末日一般的暴力比比皆是，指向极端暴力的强烈冲动体现出当时中欧社会的一种想象，人们认为，与这种想象联系密切的不是历史上的围绕宗教和幸福的审美花园，而是间战时期德国社会的右翼男性幻想。如果说这条联系体现出一条从19世纪的自我感知出发，到20世纪的血腥暴力结束的道路，那么一种对人们有所帮助的思路则是促使人们认识到，这条道路并不是唯一可能的轨道。”（385页）这当然是很有帮助的思路，也可以完全同意作者的结论：通向20世纪所有那些极端残忍、血腥的暴力事件的绝不是只有唯一的道路，各种话语、身份认同和群体意识都有可能带着魔鬼的面具吞噬无辜的生命。我们对于这样的历史叙事也早已有所认识。

湖北省监利市的袁雨晴是在9月9日下午接到村支书的电话，说失踪七年的弟弟袁水平找着了，过几天警方会把他送到当地的救助站。听到这个消息，45岁的袁雨晴“眼泪都冒出来了”。挂断电话，她立刻在亲人群里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所有人都不敢相信，发出的语音消息都带着哭腔。

袁雨晴说，弟弟44岁，有轻度智力障碍，七年前外出打工后就失联了。巧合的是，接完电话袁雨晴就刷到了一个短视频，一个打拐志愿者在湖南省祁阳市三口塘镇鸿鑫砖厂内，报警称该砖厂存在利用智障人员非法务工的情况，当地警方在现场找到了六名疑似智障人员。袁雨晴一下子就在视频里认出了弟弟——虽然瘦了一大圈，头发看上去很长时间没剪，都竖起来了，憔悴许多，但样貌轮廓整体没变，仍然是有棱角的方脸，鼻梁高挺，说话轻声细语，带着老家的口音。视频里，他对记者说“（砖厂）没给过他钱，（挨）打得不多，头上有个鼓包”。袁雨晴这才知道弟弟是被黑砖厂控制了。她把这个视频发在亲人群，大家又炸开了锅，激动的心情里掺入不可遏制的愤怒和心痛。

当时周围有很多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警察、记者，袁水平不肯认大家，一直说自己叫宋铜仁，是重庆人。袁雨晴等人不断告诉他不要怕，袁水平这才把亲人认了出来，说砖厂的人没收了他的身份证，给他“洗脑”，说他叫“宋铜仁”，重庆人。“他被打怕了。”袁雨晴说，和他们说话时，弟弟的两个手总是抱在胸前，双腿发抖。弟弟告诉她，“只要不听话就会被打”。袁雨晴说，弟弟失踪前有130多斤，现在看着只有100斤左右，身上还有很多伤痕，一条一条的。袁水平向他们描述，如果他们生病了，砖厂的人只给他们吃止痛药，如果活干得不好，或病得不行了，就扔到高速路上、沟里去。

6月29日，谢静静走失九年的父亲也回到了家里。那天下午，在北京打工的她接到大队会计的电话，让她辨认微信上的照片是不是她的父亲寇聚合。父亲56周岁，照片上的这个人“特别老”，看上去像七八十岁的样子，“头发全白了，牙也掉光了，脸色发黄”，但确实是父亲。等她赶回去见了面，真人比照片上看上去还要憔悴和苍老，“一米八的个子，瘦得像竹竿。走起路来像要倒似的”。看着父亲手掌上铺着一层厚厚的老茧，身上好多地方有圆形的和一条一条的、像被抽打过的疤痕，谢静静止不住地哭泣。

回到家以后，谢静静发现父亲几乎每天都只睡两三个小时，最长没超过五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在客厅转来转去，白天则一直在找活干。“家里长时间没人住，野草长得特别高，他都给刨了。院子里残留着很多盖房子拉来的土，他也全给摊平。这些都干完了，他就一遍又一遍地擦地。”谢静静劝他不要干，寇聚合却训她：“你这闺女是不是魔怔了？盖大楼呢，光（叫我）歇歇歇，咋盖呢？是不是脑子坏掉了？”谢静静觉得，他大概是用别人训他的话来训她了。

谢静静迫切地想知道这九年里父亲去了什么地方，可患有精神疾病的寇聚合难以准确回忆这九年的遭遇，他只记得自己去过好几家砖厂，具体的名字说不上来。他提到，在砖厂的日子，他“没日没夜地干，不干活要被打，干得慢也要被打”。谢静静相信父亲的说法。2000年左右，父亲也走失过一次，半年后自己回来，他穿一双又小又破的鞋，说是逃跑的时候把鞋跑丢了，路上捡了一双。父亲当时也说自己被人“捞”去了砖厂。

在父亲破碎的描述里，谢静静大致了解了父亲回来的过程。父亲说砖厂的人让他回家休息几天，随后开车把他带到一条公路上，对他说沿路一直走20多公里就到家了。那天下着大雨，气温35摄氏度以上，他上身穿着一件T恤，下身穿一条加绒的裤子，就这么淋着雨走。“估计是嫌他干活慢了。”

谢静静觉得愤怒，想要为父亲讨一个公道。谢静静和哥哥先去派出所报警，对方说要去案发地报警才能立案。寇聚合是从哪里回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记得从砖厂出来后，在车上看到路边有“民权”“兰考”的路牌，还看到“焦裕禄纪念园”。除此之外，寇聚合还记得厂里生产的是红砖、青砖，还有“用大石头磨的面（做砖用的石粉）”。

根据这些内容，谢静静查了一夜的信息，最后锁定了三家砖厂。第二天一早，她和哥哥带着父亲出发了，但父亲都说不是。下午快4点时，谢静静和哥哥决定去附近的砖市碰碰运气。砖市就在马路边上，三轮车一辆挨着一辆，拉来的砖整整齐齐地码在边上。一位拉砖师傅认出了寇聚合，说给他装过砖，但具体是在哪个厂他忘记了。“他还说山东以及河南商丘、开封一带的砖厂那几年用的全是智力不正常的人，过一段时间换一批，来回换。”谢静静觉得看到了希望。

下午6点多，赶来的警察带他们排查了附近的四个砖厂。前三个砖厂都很偏僻，有的甚至在庄稼地里，寇聚合都说不是。最后一个砖厂是在距离县政府仅一公里处的兴兰建材。从外观看，谢静静觉得这不会是一家黑砖厂，厂子很大，贴了瓷砖的四层楼，窗户是蓝色的，擦得干净明亮，空地也都打扫得很干净，“太光鲜亮丽了”。父亲先是说像，再靠近一些，看到多边形的砖时又说“不是，没生产过这个砖”。谢静静坚持再进去看看，“来都来了”。进门往左拐，寇聚合认出了栅栏内栽的一排竹竿，“高高的，尖尖的”，情绪一下激动起来，说“就是这里”：他住在三栋楼中间那一栋，三楼第一间。

看到父亲宿舍的环境，谢静静就又哭了：拥挤狭小的空间里，靠墙摆了六张宽一米左右的床，紧挨着，被子又脏又乱，黑乎乎的，结了块似的。有的床没有床垫，只是一张破了洞的床板，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随后，民警从兴兰建材解救了数名工人。谢静静拍下了他们的照片，全都身材瘦削，有些无措地站着。谢静静说，他们和父亲差不多，都“呆滞，说不清楚话”。警方告诉谢静静，2020年至今，寇聚合先后被转卖过河南省内四家砖厂，先是到了郑州市管城区的一个砖厂（今年6月这家砖厂已经被警方打击关闭），2023年被卖给一个姓蔡的人，最后来到兴兰建材。

民间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是从今年开始关注到黑砖厂非法用工的。他告诉本刊，6月4日至今，他已解救不少残障人员，年龄最小的才22岁，最大的超过60岁。失踪时间最长的有30多年，户籍都已被注销，最短的6年。控制残障人员的公司和个体户包括砖厂、水泥厂（经销商）、养殖场等，分布在全国多个省市。他说，这些黑工厂通常都建在农村，位置比较偏远，但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例如，他探访的首个砖厂——湖南省临湘市艳飞砖厂两面靠山，只有一条路与外界往来，和他一同探访艳飞砖厂的一名记者告诉本刊，“一般人不会过去”。

上官正义说，如今砖厂已经实现半自动化，但最后一个装砖的环节仍然需要人工，这些智障工人负责把成品砖码整齐，垒成一个一个小垛子，包扎起来，“他们只能干这类重复、机械的苦力活”。上官正义看到的砖厂，生意都还不错，装砖的人要不停地干，岗位的工资因此也不低，每天能有400元。但和工头交流的时候，工头告诉他，“一般人不会做这个工作，给多少钱都不干”——环境里都是高温和粉尘，日后患职业病的风险比在普通工厂高几倍。

在解救的过程里，上官正义发现，黑砖厂的“目标”是轻度的智力障碍者，“他们不能完全没有行为能力，那样就无法控制他们的行为”。陕西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以下简称“陕西慧灵”）总干事蔡景华告诉本刊，十多年前他们也接收过从黑砖厂出来的服务对象，之所以能出来，是因为不管工头怎么骂他、打他，他都不干活。晚上所有人睡觉的时候，他把厨房里的油和醋倒了，把砖推倒，砖厂的人受不了，把他扔到镇上才被警察发现。

对于在里面工作的智障工人，工头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我看他在路边乞讨、捡垃圾，把他带到这里来，给他一份工作、一口饭吃”“他自己找工作找到这里来了”。上官正义说，其实很多人是被拐骗来的。

看到最近黑砖厂的新闻，湖南金州（湘潭）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莹觉得非常震惊。2007年，山西黑砖窑被媒体曝光，引发舆论风暴。王莹曾为从黑砖厂被解救出来的智障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她告诉本刊，当时国务院成立联合工作组赴运城、临汾、晋城调查督办，山西省委省政府于2007年6月15日下发《关于开展整治非法劳动用工和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通知》。据央视新闻2007年6月24日报道，山西公安系统出动4万多警力，检查小砖厂、小采矿厂、小冶炼厂8760处。截至当日，全省解救农民工359人，其中被拐骗的174人，被强迫劳动的185人，包括65名智障人员、12个未成年人。这之后，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整治非法用工、打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我以为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王莹说。

慧灵创始人孟维娜告诉本刊，“在农村，女性中的智力和精神障碍者被看中的是生育能力，而男性智力和精神障碍者则容易变成劳动的工具。他们除了体力，没有别的技能。而且他们表达能力弱，难以清晰地陈述自己的经历并为自己维权，容易被控制。”在王莹看来，黑砖厂之所以长期存在，首先是因为砖厂追逐利润，“用智障工人的成本相当于0。在某一个地区，如果一个砖厂这样用工，降低了成本，在市场上有价格优势，那么别的砖厂自然也要想办法降低成本，效仿这种方式”。

王莹说，法律上对于以非法拘禁或强迫劳动方式使用智力障碍人员务工，有相应的规制，根据不同情节通常会对违法者判处“强迫劳动罪”或“非法拘禁罪”。即使不构成刑事犯罪，也要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但一些砖厂对这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明确惩罚抱有侥幸心理——从她2007年前往山西的实地走访经历来看，当地很多人都知道非法用工的存在，但出于害怕被找麻烦的心理，没有人想到要解救智障工人。如果不被发现，就不会被追究责任。王莹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监管的疏忽，黑砖厂所在地执法部门的主动性不强，“劳动监察部门或者公安部门，往往是接到投诉或报案之后才去查处，主动去了解企业是否合法用工的比较少”。

王莹认为，司法上的保护也不够，例如根据《刑法》第244条，以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量刑比较轻，买卖人口的实质也被掩盖了。”王莹告诉本刊，她曾提供法律援助的对象在2007年以前于多个黑砖厂工作过，她认为这背后很可能存在买卖链条，但目前国内《刑法》没有“拐卖人口罪”，1997年修正《刑法》时，考虑到在现实中拐卖妇女、儿童的情况更常见，而拐卖成年男性或双性人的较少见，所以将“拐卖人口罪”修改成了“拐卖妇女、儿童罪”，体现对这两类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然而现在看来，这也导致黑砖厂的违法成本较低。

袁水平失踪，是因为外出打工。袁雨晴说袁水平是在2014年左右诊断出间歇性精神失常，属于一级精神残疾。当时他打游戏输了钱，又和老婆离了婚，袁雨晴猜测，他是因为精神压力大才得了病。他发病的时候脾气比较暴躁，会骂父母，但不会打人。袁雨晴的父母生了六个孩子，袁水平最小，又是唯一的男孩，大家对他都看得很重。弟弟生病后，离得近的大姐平时会回家照看弟弟和父母。

2018年，大姐患肺癌去世，时年37岁的袁水平就提出自己要去广州打工挣钱，供养父母。一家人对此没有太大的担心——他不是第一次去广州，袁水平高中毕业就学裁缝手艺，得病前在广州做衣服。让他外出更多是因为家里穷，“生病了也要赚钱”“在我们村里，这样的人还有不少”。袁雨晴说，弟弟走后，给他打电话打不通，手机停机。家人是在他失联一年后才去广州报的警。“有时候去外面打工，一两年不回来蛮正常的。而且我们也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袁雨晴说。

在北京民政局登记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以下简称“晓更基金会”）一直关注农村心智障碍群体，其副秘书长刘丽伟告诉本刊，根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农村智力残疾人约460.65万人，农村精神残疾人约448.2万人。陕西慧灵总干事蔡景华告诉本刊，真正进入农村后，智力和精神障碍群体的数量比他们想得要多。

“每个村子四五个是有的。重度的智力和精神障碍患者一般都被关在家里，轻度的智力和精神障碍患者则由亲戚朋友带着，帮家里干一些农活，比如收核桃、水果，或者做一些小工，搬沙子、搬砖之类。”蔡景华说，尤其是在秋收季节，虽然他们的劳动效率不如普通人高，但家庭还是需要他们成为劳动力。“农村妇女干一天活的工资是200元，他们一般一天只有三五十元。能叫上他们、带他们去干活的人还算好的，很多人都不愿意让他们干。”对于智力和精神障碍群体，村民们更加倾向于不主动来往，也会有人嘲讽、歧视他们。家里有智力和精神障碍人士的村民也会有自卑感。

谢静静告诉本刊，父亲寇聚合在她出生之前就患有二级精神残疾，原因是打井的时候掉了下去，摔到了头。在此之前，父亲和母亲一起卖煤，得病后他就不再干活了，在家“吃吃睡睡，抽烟”。父亲每个月都要发几次病，发病的时候会打人，她和妈妈、哥哥都被打过，“打哥哥打得最狠，拳打脚踢，不分地方的”。只要一见父亲有打人的动作，谢静静和哥哥就赶紧往外跑，到邻居家去喊人拉架。最严重的时候，父亲开始烧家里的东西，“衣服、被褥、床、窗户、门，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拖到院子里，拆了、砸了、点着，消防车都来了好几次。后来母亲只好带着兄妹两人去亲戚家轮流住，隔几天去给父亲送点吃的。在寇聚合的记忆里，2016年6月的一天，他在紧邻公路的村口逛时，被几个人拉上了车。

在蔡景华看来，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农村家庭缺乏专业监护意识的表现。蔡景华在服务点看到，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几乎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儿童和残障人士，残障人士照顾的责任基本落在老人身上。但他们也需要下地干活，忙家务，没有太多精力照顾他们，也没有让他们融入社会的意识。“在他们的观念里，把孩子养育长大，让他吃饱穿暖就足够了，不会想到培养他们就业的技能，帮助他们融入周围的环境。不像城市的家长，能够意识到作为一个人，哪怕是残障人士，也有出门活动，和人接触的需求。”孟维娜说，2020年之前，慧灵帮扶对象主要为城市的成年智力障碍人士，2020年以后，他们开始将工作向农村延伸。一开始，蔡景华觉得过去在大城市积累的社区化模式的经验，仿佛一下子失灵了。“你要给他们提供服务，他们不知道服务是什么，觉得不需要。”

孟维娜说，更大的困难在于，相对于农村残障人士的数量，服务机构的数量仍然很少，服务仍然不普及。晓更基金会秘书长李红颖形容，“就像一个黑灯区，资源和服务非常稀缺”。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孟维娜告诉本刊，背后也有残障人士社会支持体系不足的原因。“一些轻度的智力障碍者有就业的能力，但是没有人给他介绍、提供就业的岗位和辅导，当正规的就业服务缺位，这些‘无处可去’的人就有可能被骗或被强行带去不合规的工厂。”

回家以后，寇聚合仍然时不时地自己去附近转，不让谢静静跟着，一看见她跟着就呵斥。9月初，寇聚合又走丢了两三天，找到他以后，他说是自己出去重新找地方盖房子。谢静静现在还是不敢和父亲住在一起，晚上回妈妈那里住。她在家里安了监控，也给爸爸买了定位器。

在中国古代，异变将生，常有谣言。史籍中所见最早的谣言大约是《史记·周本纪》所载西周时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周宣王因言抓人，引出日后周幽王废申后、立褒姒，及至宗周焚荡，平王东迁等史事。由于中国古代有神论信仰的背景，谣言往往附会着神秘主义的未来预测。所谓“异变”之大者，便是王朝更迭，怎不牵动朝野上下的神经？故今人对谣言抱持的不过是“吃瓜”的娱乐心态，而古代谣言过处，动辄“百姓纷纭”“军中汹汹”，甚或发酵成一时之大事。四川大学黄博副教授新著《如临大敌：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聚焦宋仁宗皇祐六年（1054，当年三月改元至和）的“甲午再乱”谣言，剖析北宋君臣如何经由听觉——如谣言——获取信息，形成对四川地区的认知、态度及对策，是宋代历史在谣言视角中的独特呈现。

谣言的本体是谎言。按《如临大敌》书中对宋代谣言的定义：“主要指民间以歌谣的形式传播和散布的种种说法或议论……常常包含了某些有意无意散布的虚假消息，以及对未来好事的期待或坏事的忧虑。”（155页）通常被包装成童谣、谚语的样式。依常理言之，一则谣言的发生、发展路径，可概括为二：

路径A：谣言生成并散播→官民鉴别其为假→谣言时效过期而被遗忘；

路径B：谣言生成并散播→官民相信其为真→引起受众恐慌骚动→官方处置得当或不当→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荀子云：“流言止于智者。”此思路属于路径A，即寄望智者运用常识，解构业已流传开来的谣言，以稳定民心。前述周宣王对童谣“檿弧箕服，实亡周国”的处理，则属于路径B。美国学者孔飞力教授（Philip Kuhn）在三十五年前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描述了清乾隆帝如何借由剪辫叫魂案，强化官吏管控，打击民间邪教。虽然该书立论尚存争议——比如未见更多材料，足以佐证乾隆帝在处置该案时蓄意扩大化，故作者有臆断夸大之嫌等——不过，该书也揭示了中国古代谣言传播的第三种可能：在特定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下，官府出于维护统治秩序、安抚百姓心理等角度的考量，会搁置谣言真伪，径直采取干预阻断措施。北宋“甲午再乱”谣言，即属此例。

时移世易，及至北宋，人们对谣言的认识，已经从秦汉时代谶纬之说，所谓天意，下降为人谋。例如宋真宗欲行封禅，需要炮制天书等祥瑞，然而，人造祥瑞还是祥瑞吗？他询问老儒杜镐：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些祥瑞，是真是假？杜镐漫不经心地回答：“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先是龙马背负河图从黄河而出，伏羲得以创八卦，又有灵龟背负洛书从洛河而出，大禹据以定“洪范九畴”，于国于民，裨益大焉。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真假，而在于怎样利用。河图洛书如是，谣言亦如是。对于辖地展阔、文化昌明、人心各异的北宋，更须在意的是“流言不能止于智者”，或警惕“谣言起于别有用心者”，即有人“有意无意散布”谣言。

藉此可以发现，在北宋君臣的认知中，有一个对待谣言的预置前提：谣言的威力，不在于真伪，而在于有人蓄意制造、煽动并利用。这个认知直接决定了对待谣言的态度，《如临大敌》书中列举了张詠、司马池、王曾、张方平等人，他们都提出：平弥谣言负面作用的关键是安抚百姓，而非辨别谣言真伪（当然，不妨碍双管齐下）。换句话说，北宋君臣，尤其是宋仁宗、庞籍、程戡、张方平等“甲午再乱”的当事人，他们在主观上，可能不相信这则源出纪年星象的谣言的真伪，但是在客观上，他们必须相信这则谣言的威力。因为如若不信，意味着坐视这则谣言背后的始作俑者继续摇旗鼓吹，直至谣言产生效果。正如《如临大敌》书中总结北宋君臣之所以相信谣言的原因：“谣言就是舆情。”（398页）相反，部分认不清这个实质的官员，执迷于分辨谣言真假，一旦其人智识不足、经验有限，或者以假为真，如“甲午再乱”的另一当事人高良夫，着力于加强军备、发动百姓，不过是扬汤止沸、推波助澜。或者以真为假，如侬智高之乱中的知广州仲简，他本来已经提前获知侬军前来攻城的消息，但他把真实的军事情报强解为虚假的谣言，把报信者视为造谣者予以抓捕，实为掩耳窃铃、自欺欺人。必然举措失当，铸成大错。

北宋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谣言观，与其开国史密切相关。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宋论》分析赵匡胤身为后周军界晚辈，其称帝后的心态是“惧”，也就是后人常说的北宋开国规模不大。既然信心不足，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找补正当理由，相比于宋真宗东封西祀消耗国帑，成本低廉而效果不俗的谣言，无疑更适合创业初期的北宋君臣。《如临大敌》的《楔子》梳理从“点检做”到契丹、北汉南下军情报告，再到“日下复有一日”等点缀在北宋开国史中的军政谣言。在显性的历史事件背后，必然有隐性的获利者，于不可解释的矛盾中，露出马脚。故此，以上谣言尽皆出于人为，已为古今所公认。

当最初的别有用心者利用谣言获利后，自会防备出现新的别有用心者，恰好“甲午再乱”谣言的诞生地四川地区，就是北宋君臣心中的异数。《如临大敌》第一章《甲午年的魔咒》的时间线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九月开始，皇子李继岌、大将郭崇韬统兵平灭前蜀，事成后数月间，后唐政权爆发一系列内乱，郭崇韬、唐庄宗、李继岌相继死亡，李嗣源继位为唐明宗。与李嗣源地位相当的孟知祥据有四川，维持着与后唐貌合神离的半独立状态。直至后唐应顺元年（934，农历甲午年）明宗去世，孟知祥称帝建后蜀。这样一来，五代时期的四川地区对中原王朝来说，背上了降而复叛的黑历史，是为甲午第一乱。

经过数次战乱，北宋在四川地区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如慎选亲民官、授予地方官便宜行事权、赴任不许携家属、不任命蜀籍官员返乡任职、提高支俸待遇、任满奖励升迁，还有善待士人，扩大发解试名额，严控军队，不配兵器、不加训练等。乍看之下，“不配兵器、不加训练”与“严控军队”自相矛盾。实则御兵之道，张弛收放，全在主将掌控。据《张乖崖集·语录》载，张詠在王小波、李顺起义后知益州，不惜牺牲睡眠以整肃军纪，“通夕宴坐”，监听郡楼漏刻报时，一旦有延误，“必诘之”，从此没有执勤军卒敢倦怠应付。《如临大敌》第二章《献上盛世之花》总结北宋在四川地区的统治经验：“解决四川兵变频繁的问题，维护四川社会的稳定，关键在于四川地方官员的人品素质和个人能力。”（135页）这也解释了宋仁宗应对“甲午再乱”谣言最重要的措施：亲择程戡入蜀。事实上，此时这些措施已然见效，四川民众感慨后蜀时代的盛世恍然再现。那么，还需要提防“甲午再乱”谣言吗？

第三章《皇帝也信谣？》开篇指出：“面对谣言，仁宗是真的怕！”（149页）因为北宋各皇帝在位时期、各地屡有谣言，知名者如开封、洛阳等地的“帽妖”谣言，甚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疑案。而面对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谣言飞语，皇帝、朝臣、地方官、士人们或严阵以待、或嗤之以鼻、或顾此失彼、或弭患未形……态度有别、措施不一，结果好坏参半。所以，早在皇祐四年（1052）十二月，宋仁宗亲口动问宰相庞籍：“来岁复在甲午，蜀人以为恐。”对于有理论根据（《六十甲子歌》）、有发酵土壤（“西川本自一国”）、有好事之人（蜀人“易动难安”）的“宋代的四川，谣言满天飞是常态”（150页），必须“预为之防”。

按《如临大敌》书中所叙，已退休的司天少监杨惟德对客星出现进行了重新解读：这次客星并不主灾，而是“主国有大贤”，“仁宗随后同意了他的请求，显然也是为了安定人心”（295页）。依照前文逻辑：宋仁宗相信“甲午再乱”谣言→对四川采取预防举措；宋仁宗不相信“甲午再乱”谣言→警惕谣言后果→对四川采取预防措施。若套用到客星出现上：宋仁宗相信客星主凶→对四川采取预防举措；宋仁宗为安定人心宣布客星主吉→警惕杨惟德说法有误→对四川采取预防措施。然而，宋仁宗并没有在客星出现后，继续加强安抚四川的措施，那么就意味着宋仁宗不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是真的相信了客星主吉，与“甲午再乱”谣言无关。作为两宋诸帝中，风评仅次于太祖、太宗的明君，宋仁宗如此轻易被杨惟德的说辞左右，是否有失随便？

到《如临大敌》的第六章《从来没有真相可言》，引起公元1054年北宋王朝恐慌的谣言的主体，已经从四川地区“甲午再乱”，转移到侬智高可能从大理侵蜀。由表及里，从名到实，彻彻底底地成了人谋。奇怪的是，“仁宗及朝中大臣把侬智高要来攻打四川的谣言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军事情报，完全没放在心上”（315页）。为什么甲午谣言时效未过，宋仁宗君臣却不再重视侬智高侵蜀谣言呢？

冷处理即是处理。从结果看，宋仁宗君臣低调处理客星出现和侬智高侵蜀，就是“流言止于智者”，以此切断客星出现、侬智高侵蜀二事与“甲午再乱”谣言之间似有若无的关系。宋仁宗这样思考、行事的底层逻辑，只能是他满意四川地区的既定措施和现状。身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宋仁宗并没有受惑于星象谶纬、谣言飞语，与笃信道教的宋徽宗截然有别，至和甲午更不会是靖康丙午的前兆。至于在这个过程中，不理解“智者”的高良夫，毕竟是暂时代理，并非宋仁宗钦命。

今时回看北宋“甲午再乱”谣言的产生、扩散和应对，实则是北宋四川地区官与民、官与军、民与军之间，以及朝廷与地方之间繁会丛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地域、风俗等观念的冲突与交融。就结果来说，既然甲午第三乱终未发生，便意味着北宋在事实上解决了甲午第一乱和第二乱时期四川地区的种种社会矛盾，将四川地区纳入北宋的既定统治秩序之下，是北宋有效实施地方治理的成功案例。

《如临大敌》的定位为非虚构历史写作，作者凭借扎实的史学研究功底，自如准确地排布史料，娴熟地运用文学语言，于历史细节处绘事后素，运笔雕龙，完整呈现出公元1054年，因为谣言而导致的四川地区一系列人事、军政、社会变动。正像作者在《结语：历史的听觉》中写道：“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传闻的内容、传播的方式以及人们对传闻的态度，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大众心理、价值观念以及舆论氛围，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历史。”在史学研究哲学化渐成研究和写作主流范式的今天，尤显不凡。

《如临大敌》书所关注的北宋谣言，在现代语境里，“主要是指对某个事件或人物道听途说的报道、小道消息或诋毁式的描述，以及对即将到来的某件事情的希望性或灾难性的语言”（155页），可能以短文、词组、顺口溜、段子、谜语等样式通过口头传播，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文化现象。问题是谣言在口头传播过程中很容易改编、消失，不辨原始样态。古今皆然。作为普通读者，难免读罢全书仍对“甲午再乱”谣言有些许疑问：这则谣言的制造者仅仅抓取公元934年、994年两个甲午，作为案例样本数量太少，何以自信能够煽动四川地区民心，发生第三乱？

“甲午再乱”这种与纪年星象相关的谣言，其产生和传播的上游，必然以有神论信仰为前提，或为佛、道，或为民间神祇。从时间上看，孟知祥、王小波、李顺这些当事人，理应知道《六十甲子歌》及其衍生品，那么他们是否知晓类似“甲午再乱”的谣言？可惜史料缺失，无从查证。以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例，《如》书中分析了北宋统一后，外地富商携资涌入四川贩茶，导致王小波、李顺等当地茶农破产，因而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著名起义口号。然而，茶叶种植与纪年星象并无直接关系。

据《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十三《官政治绩》引《本朝名臣传》（佚）载，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程琳知益州，当时有妖人自称李冰神子，聚百余人，拜灌口二郎神，私设官号。程琳获知此事后，“皆捕而戮之”，虽然他有便宜行事权，但是一次屠戮上百人，亦需向朝廷解释，程琳的说法是：“李顺由此而起，今锄其根本，且使蜀中数十年无恙。”这段话中的“由此而起”四字，揭示了王小波、李顺起义一个未被关注到的细节：他们早期在青城县时，也是通过祭神等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发动组织队伍。

《六十甲子歌》和“甲午再乱”谣言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关联。早在1985年出版的周宝珠、陈振《简明宋史》一书中，更是将二者视同一律（47页）。既如此，何妨大胆推测：“甲午”谣言的原始样态，是否有可能是王小波、李顺或其部属基于《六十甲子歌》改造的论证起义合理性的谶语？起义失败后继续在蜀地流传，被好事者传为“甲午再乱”谣言？姑备一说，俟达者正之。

贺雪毕业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2020年毕业前，她就听已经工作的师兄师姐提到，相对于校园里对个人表达的强调，工作后，编剧往往是集体创作的模式，尤其是刚入行的年轻编剧往往要先在成熟的大编剧手下做助理，接受分配的任务，一个小编剧幸运的话也得经过十年才能相对独立地工作。但真正开始工作后，她才对这个行业有了更为切实的体会。

贺雪告诉本刊，刚入行的两年里，她很接纳集体创作的模式，觉得整个编剧团队的想法可以随时同步、互相激发灵感，所以她不挑剧组大小，看到感兴趣且时间合适的项目就会去试稿。她去过知名影视公司投资的大制作，也去过一些成本低、故事以通俗狗血的现代偶像剧为主的小投资制作，都是在大编剧手下工作。但慢慢地她发现，年轻编剧的权益其实很难得到保障——年轻编剧能否获得署名、获得多少薪酬，“要看大编剧的良心”。贺雪拿过大编剧稿酬的六、七分之一，也见过朋友只拿到十几分之一。

更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工作与生活的杂糅：她在做编剧助理时，同时是大编剧的生活助理、工作助理。她提到2022年曾进入到一个完全封闭的电视剧集体创作项目中：大编剧带着她和另外一个年轻编剧住在一个两室一厅的公寓里，集体创作了一年。贺雪说，当时作息要完全配合大编剧来，大编剧爱熬夜，有时候晚上拉着她们讨论剧本或是喝酒聊天，多晚都得陪着。原本在屋里睡觉，听见屋外有大编剧的响动，她和同事都“心惊胆战，然后迅速起床”。她们还要给大编剧做饭、洗碗、洗衣服、晾衣服。

此外，每当她战战兢兢地把自己写的剧本交给大编剧，经常得到直白的攻击，“现在去大马路上拉个人过来都能写得比你好。”有时候大编剧也没有具体的想法，只是下一个简单的指令让她们去碰撞灵感、生发剧情，收到稿件后总是不满意。贺雪觉得，当时的状态就像是“孤岛求生”。 她觉得自己陷入情绪的漩涡中，每天想的都是自己是不是又做错事了，是不是吃饭时间太长没有写稿。剧本写到一半的进度，她觉得难以支撑，离开了项目。也因此，她没有得到署名，稿费也就是最开始收到的定金3万元。

韩熙月从业10年，参与过不少讨论成年男女情感博弈类型的电视剧。刚入行时她也做过大编剧的助理，现在主要以独立编剧的身份接项目。她觉得，年轻的编剧刚入行时，很多时候被刻意模糊了工作边界和概念。2018年，她曾进入一个大编剧的工作室工作，对方跟她签的合同是“策划”。但她既要参与前期剧本策划，又要撰写剧本。她问过大编剧自己做的工作算不算编剧，是不是可以获得署名，编剧说如果内容得到甲方认可，就可以获得署名。

韩熙月告诉本刊，自己在那个工作室工作了三四年，参与的剧本有的是在沟通思路时就没有跟甲方一致，有的虽然进入撰写剧本阶段，但一直没有定稿，所以没有一个项目真正开机，她也就没有获得过署名。 她逐渐意识到，大编剧并不会像一个“老师”那样指导、提携后辈，更多的是把手下的年轻编剧当成廉价劳动力。

除了署名，让高群感觉到更有落差的是编剧的话语权很弱。编剧高群2015年入行，从小品、段子写起，也写了几部网络大电影。他告诉本刊，在剧本开发阶段，他曾收到来自制片、公司老总等各方的意见，这些意见很不统一。作为编剧的他改了好几个版本，有时候在开会时，几个甲方突然针对剧本的一个细节热烈讨论起来，转头要他记下来，做出修改，态度很随意。甚至有的是投资方已经通过了剧本，导演却说剧本不成立。还有一次，他做跟组编剧，在片场，一个演员即兴表演了一段夸张的动作，并要求高群把剧本改成即兴表演的那段。起初高群还会和演员争论，说“喜剧是有包袱的”，自己演得开心，不代表在观众那里包袱能响。但更多时候，他只能妥协。

贺雪说，在行业里，编剧与剧组发生纠纷的事情并不少见，她在读研期间就听师兄师姐说起维权的事，后来她自己也遇到过。那是2024年冬天，贺雪参与的项目甲方突然要求解约，他们找了一个更有名气和人脉资源的大编剧替代贺雪的团队，还要她把之前收到的稿酬退回去。

贺雪觉得不公平，她找了律师咨询。律师告诉她签订的合同有些“霸王条款”。比如提到乙方交付的内容必须让甲方满意，甲方才会支付报酬。“甲方哪怕不喜欢你的文档格式，也可以说不满意。”贺雪细细地梳理合同，注意到甲方还写了如果乙方在规定期限之后还是无法让甲方满意的话，需要退还甲方前期的稿酬。好在解约前，她一直按时交付稿件，甲方也没有让她修改，这证明她之前的工作是让甲方满意的。她不想在官司上陷太久，就带着这些有利证据和甲方谈判，最后保住了自己的稿费。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运气。浙江卿驰律师事务所主任沈洁在2014年入行，从业最初的几年主要是为影视行业的制片及宣发公司提供法律顾问服务，她告诉本刊，从谈判地位来说，甲方通常处于强势地位，对合同的审阅需求是“一切从严”，通过合同条款用最强的力度保护自身权利，比如会要求编剧修改稿件到甲方满意为止，强调并设置甲方任意解除权，拥有决定署名和版权归属的权力。她说除非合同内存在其他冲突条款可以援引，否则这些条款很不利于编剧维权。工作这些年，陆续也有编剧向她咨询法律问题，她也代理了一些相应的官司。沈洁说，找她咨询的编剧往往在面对的问题，一个是收不到尾款，一个是署名权得不到保障，或是稿子被改得面目全非，但还是被署了名字，进而导致播出后编剧“背锅”名誉受损。

沈洁曾遇到一位编剧在把全剧本交给甲方后发现甲方在之前的另一项目合作中对她不诚信，就想提前结束这次合作，但合同规定编剧提交全本后只能收到5万元，之后要配合修改，直到符合项目开机等条件才能收到后续款项。沈洁告诉这位编剧，合同约定得太死，甚至抓不出一个条款有上法庭辩论的空间，打官司胜诉的几率很低。一般这样的情况沈洁往往会劝编剧“算了”。她估算，这些年来找她咨询的编剧中，真正能够走上法庭最终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争议的可能连 5% 都不到。

杨涵是少数走到胜诉的编剧。杨涵和搭档王雨铭是在2018年11月进入《隐秘的角落》编剧组工作的。杨涵告诉本刊，编剧组里还有一个编剧，三人分工，一人写四集。 工作了2个多月后，杨涵和搭档写完了前三集的剧本。这之后没多久，制片人以大编剧的加入、不再需要他们工作的理由对二人进行了解约。执行制片人承诺将会把前三集的稿酬打给他们，但她四年多来一直没有收到。

2020年6月《隐秘的角落》在互联网开播，杨涵发现前三集很多情节都是自己创作的。而她和搭档却没有获得署名和报酬。她给制片人打电话问询，对方说杨涵和搭档的贡献没有达到可以署名编剧的程度，因此在片尾特别鸣谢栏写上两人。2020年8月，杨涵对制作公司提起了诉讼。

官司经历了数次管辖权争议、庭前会议、调解、一审和二审，前后经过了4年，杨涵觉得自己一直处在一种悬而未决的焦虑中。2024年10月14日，她终于收到二审的判决，法院认定涉案网剧前三集存在大量使用王雨铭、杨涵剧本独创性表达，王雨铭、杨涵应当作为编剧署名。

此外，编剧维权官司不好打的原因还可能包括存举证困难。沈洁说，例如一些编剧在开剧本探讨会时没有想到要录音或及时形成书面会议纪要并经过与会各方确认，有的共创讨论会也比较临时，在法庭上就难以还原关于创意归属或创作要求、增减创作集数等重要涉案细节。同时，在沈洁看来，维权也是一件费时费力且成本也比较大的事情。尤其有些案件中，甲方倾向于通过商事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如果合同最终约定的是通过商事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商事仲裁收费标准通常是法院诉讼费计费标准的三倍左右，且商事仲裁一裁终局无法二审，不公开审理，因此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编剧决定最终是否采取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利。

余飞记得，在网络平台成熟之前，全国有6000多家电视台，开发、购买的大大小小的项目很多，新编剧的就业途径也很多。他们可以先从影视公司做责编再慢慢转去做编剧、自创小说获得改编机会、跟着大编剧共同开发项目、进组给导演做跟组编剧等等。原创剧本当时也占据较大比例，对自己作品有信心的成熟编剧会先写完剧本再拿到制作公司或电视台去卖。

浙江美视众乐影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叶统告诉本刊，在“电视台”时代，电视剧的题材、创作方式都很多样。他们公司的创始人原本是实业家，2014年，创始人在义乌和一些商人聊起在义乌的创业史，萌生了做一部电视剧展现义乌商人创业情怀的故事，于是开影视公司、拉投资、找了行业里资深的编剧合作，多次去义乌走访，制作了电视剧《鸡毛飞上天》。

但那时，他也关注到电视剧行业已经开始产生变动。随着爱奇艺、优酷、腾讯等网络平台的爆火，资本从电视台向网络平台流动。而平台制作剧集的思路和电视台完全不同，平台以改编有受众基础的网络小说IP为主，创作方式更加以市场为导向，“标签化、数据化”，编剧的工作也变得以循规蹈矩地改编为主。

叶统说，电视剧制作公司其实比编剧更早地感受到行业的紧缩，开始降本增效。叶统告诉本刊，影视行业的市场变化非常快，这些年一些跟不上变化的出品公司资金链断裂，都倒闭了。在《鸡毛飞上天》播出后，他的公司还在坚持做同类型的正剧，但也意识到这类剧很难赚钱，于是在2015年开始做网络大电影，2022年开始做横屏中剧。原本他的公司合作的都是资深大编剧，2019年感受到市场行情变差，他们开始与稿酬低一档的，不太知名但有过一些成熟作品的自由编剧合作。

最近几年，余飞也发现平台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盈利压力时，也在缩减不必要的开发项目，采取“掐尖”策略，选择最强的班底，开发最好的项目。罗凡是一家网络平台的制片人。他告诉本刊，平台会对正在开发的项目定级，最好的剧本、班底的剧被定为S+，依次往下排，还有A级、B级剧。剧本过关了，就进入制作立项流程。罗凡告诉本刊，以前一些A级、B级剧，剧本和演员班底相对一般，没有创新度，比如一些循规蹈矩的言情剧，在可过与不可之间，现在都通不过了。

叶统注意到，从电视剧到网络大电影，再到短剧，流行形式的变化也要求编剧不断地调整创作方式。比如他的公司里有编剧之前写的是“男频”的西游题材、历史人物题材，网大流行后，开始写网大，讲究的前几分钟就有紧凑的故事情节。最近三年公司转型写短剧，市场面向女性更多，这位编剧又开始写民国甜宠、都市婆媳。但短剧吸引人的是搭建“人设”，他并不擅长，最后的成片反响平平。

罗凡在和编剧对接的过程中也发现，很多年轻编剧习惯了多年来改编IP的工作模式，但最近平台和观众更希望看到基于对生活的观察、对普通人关怀的，有意思、有洞察的作品，编剧却很难写出。“他们的生活本身被工作所困，很难有机会去看到其他工种、阶层的人的生存状态。”

自从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比他大24岁的妻子布丽吉特·马克龙（Brigitte Macron）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围绕他们之间的八卦和谣言也总是能够吸人眼球的话题。今年7月，布里吉特和马克龙不惜跨国对一位美国黑人右翼网红坎迪斯·欧文斯（Candace Owens）提起诽谤诉讼，并在上个月计划向美国法院提交照片和科学证据——只为证明法国第一夫人布丽吉特，是一名女性。

“布丽吉特其实是男性”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其实并不是欧文斯的原创。这一说法最早在法国流传是在2021年12月，一位自称是“灵媒”的女子阿曼丁·罗伊（Amandine Roy）在自己的油管频道上发布了一段长达四小时的视频。她在视频中采访了娜塔莎·雷（Natacha Rey），雷称自己是一名“自学成才的独立调查记者” 。

雷在采访中表示，因为她对布丽吉特在照片中的体型产生怀疑，她花了三年的时间调查了这位第一夫人。她认为布丽吉特的家庭照片中的小女孩不是布丽吉特本人，照片另一边被认为是布丽吉特哥哥的让-米歇尔·特罗涅（Jean-Michel Trogneux）才是她。而布里吉特在成长过程中留下的影像照片较少，留下了解释的空白。通过分析各种与布丽吉特家族相关的照片，雷认为自己揭穿了一场“国家的骗局”，布丽吉特是接受了性别重置手术后与马克龙结婚。

罗伊和雷的采访视频播放在几小时内达到了45万，#JeanMichelTrogneux 的话题标签登上了法国社交媒体热搜，并在2022年马克龙第二次竞选总统前大量传播。根据《解放报》（Libération）报道，当时发布相关内容的账号大多来自反对马克龙的群体。2022年初，布丽吉特与她的哥哥让-米歇尔·特罗涅在法国对罗伊和雷提起诽谤诉讼。

2024年9月，巴黎初审法院判定两人有罪。然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又推翻了这一判决，认为这些关于性别指控是“出于善意”（bonne foi）提出的。在法国民法典中，“善意诚实”是一条重要的原则，善意必须满足的四个条件是，措辞谨慎；没有个人敌意；目的合法；合理调查（即便最终说法可能错）。在对于公众人物的诽谤案件中，要证明被告出于实际恶意并不容易，鉴于言论自由在民主社会中的重要性，法院判断二人不构成诽谤，宣告无罪。此后，布丽吉特兄妹二人决定向法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根据路透社报道，巴黎上诉法院的判决只是宣告两名被告在诽谤案中无罪，并没有裁定布丽吉特性别问题的真伪。但此后，依然有人断章取义，称诽谤案的败诉更加证明了她的性别存疑。

起诉诽谤进行的同时，2024年3月8日至11日，远在美国的欧文斯开始在保守派媒体《每日连线》（Daily Wire）的节目中称，布丽吉特出生时是一名男性，随后她在推特上宣称愿意拿自己的“全部职业声誉”来担保。欧文斯的影响力显然是更加巨大的，她在油管上拥有540万订阅，Instagram和X上分别拥有640万和730万粉丝，这个原本只在法国流行过的性别传言被欧文斯推向了全世界。

2025年2月起，欧文斯制作了11期播客，命名为《成为布丽吉特》（Becoming Brigitte），这一系列名称源于格泽维耶·普萨尔（Xavier Poussard）的同名书籍。根据普萨尔的个人网站介绍，他曾工作于法国杂志《事实与文件》（Faits & Document）。《事实与文件》被认为是一家法国极右翼杂志，值得注意的是，据称娜塔莎·雷也是这家杂志的记者，最早就是在此发表了质疑布丽吉特性别的文章。

欧文斯和普萨尔在这个议题上相互搭台。欧文斯其中一期播客专门采访了普萨尔，据她介绍，此时普萨尔“为了躲避法国极权政府的迫害，不得不举家搬到意大利”。而普萨尔则直接将欧文斯的名字写在了自己作品的封面上，《成为布丽吉特》一书的标题上方写道：“坎迪斯·欧文斯展现一项来自格泽维耶·普萨尔的调查”。

《成为布丽吉特》系列播客仅在油管的总播放量就超过三千万，除性别质疑外，欧文斯还认为布里吉特曾性侵、操纵马克龙，而马克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用“精神控制计划”（MKUltra）培养的傀儡。在此期间，马克龙夫妇曾三次向欧文斯发函，要求其撤回言论。但欧文斯更像是将这种回应当作彰显自己影响力的勋章，她会在更新播客的同时把律师函展示在视频中，一边阅读一边进行反驳，并反复强调她就是认为布丽吉特是男性，是马克龙和布丽吉特利用强权压制新闻媒体，向大众掩饰真相。

阴谋论与假新闻专家托马斯·于雄（Thomas Huchon）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France Inter）表示，2025年3月到5月，欧文斯的系列言论仅法语国家的观看量就超过了十亿次，传播速度和范围前所未有。7月23日，马克龙夫妇正式在美国特拉华州对欧文斯提起诉讼。据报道，诉状有200多页，列出了包括诽谤在内的22项诉因。

马克龙律师团队主张，欧文斯在明知说法为假或严重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出于关注度和商业利益的动机依然持续传播虚假消息。马克龙夫妇在起诉书中写道，欧文斯“发起了一场全球性的羞辱运动”，“她将事实扭曲成一种怪诞的叙事，进行煽动和贬低，造成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的霸凌。”这种谎言给他们夫妇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让他们在现实中出门也要面对这些相信污蔑言论的人。

欧文斯曾多次强调拿自己的“全部职业声誉”来担保自己说的话都是事实，但她的“职业声誉”本身就充满争议。美国主流媒体一般称她为保守派或极右翼评论员，她是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派的支持者，也是特朗普的黑人年轻女性支持者的代表，为他呼吁更多来自黑人群体的选票。《华盛顿邮报》评价她的政治风格：“一切都是推特上的战场，’怼翻自由派’不仅是电视节目的卖点，更是白宫的议程。”

身为一名年轻的黑人女性，欧文斯的政治理念与自己的身份反差极大。她反对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否认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存在，认为非裔美国人一直被“民主党”利用，反对让黑人成为永久受害者的叙事。相反，她认为黑人在社会和法律层面没有受到阻碍。欧文斯还曾公开抨击#MeToo运动，认为这个运动建立的前提是“女人愚蠢、软弱、无关紧要”。

由于她激进的言论姿态，媒体曾报道她在美国转折点组织内部也颇具争议，有负责人在推特上公布内部群聊记录显示，柯克不得不提示其他人不要在欧文斯演讲时起哄或者退场。2019年5月，欧文斯在Instagram发布一篇告别贴，宣布辞去美国转折点的职务，但她表示自己仍会出席会议。2021年，欧文斯加入美国保守派媒体《每日连线》，主持以她名字命名的政治脱口秀。在发表布丽吉特是男性的论断不久，她就因被认为发布一系列反犹言论而被辞退。此后，她的主要宣传阵地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视频和社交媒体平台。

对于特朗普来说，欧文斯是个不太稳定的盟友。欧文斯曾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 2018年，特朗普曾专门发推特称“坎迪斯·欧文斯正在美国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她代表了一群正在急速扩张的‘非常聪明的思考者’……这对我们的国家非常有好处！”然而最近，欧文斯对特朗普在爱泼斯坦案的处理并不满意，公开发言认为“特朗普背叛了MAGA”。

在针对马克龙的诉讼中，欧文斯把特朗普也卷了进来。她在节目中表示自己接到了一通来自“高级、傲慢的政府官员”的电话，对方暗示，如果她不闭嘴，俄乌和谈可能会因此受阻。欧文斯还说，自己在2月26日接到了特朗普打来的电话，称马克龙总统访问华盛顿时，拜托特朗普帮忙让欧文斯别再讨论关于他妻子的事。她说特朗普还告诉她，自己近距离看过布里吉特，“她看起来像个女人”。但欧文斯坚持自己的立场，“尊敬的总统先生，那不是我的错。是他自己娶了一个带有男性生理特征的人。”

如今，马克龙夫妇的困境看起来甚至有些荒唐。证明自己是女性听起来简单，但欧文斯的支持者拒绝承认任何文件形式的自证，他们认为照片和文件信息都是可以伪造的，这些都是政府强权下巨大的阴谋。讽刺的是，即便第一夫人成功证明自己为女性，也难以证明欧文斯言论的主观恶意。

布里吉特也不是第一个遭遇性别质疑的公众人物。在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和前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都曾被指为秘密变性，包括泰勒·斯威夫特，Lady Gaga在内的名人也曾被分析为跨性别女性。这些说法的证明方式都非常类似，通过照片和视频分析一个人的骨骼，来判断这个人出生时的性别，这种行为一般流行于社交媒体，有学者将之称为跨性别调查（Transvestigation）。

与性相关的话题总是能够天然吸引更多的眼球。跨性别与女性主义本身就是极具争议的话题，跨性别调查的出现也源于更深远的政治环境。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高级讲师汤普森（Dr. Jay Daniel Thompson）认为，除了谣言之外，跨性别调查出于道德恐慌，将性别的反转视为与儿童贩卖、恋童癖等并列的社会文化崩坏现象。因此无论是基于反跨性别的立场还是对跨性别人士的负面认知，跨性别调查都是非常适合右翼的政治工具。对于这些说法，有些人是出于八卦，而也有人真的相信，这是某个精英跨性别秘密集团试图掌控某一行业的阴谋。

但无论阴谋论的内部解释链条有多曲折离奇，他们的基本逻辑却都简单粗暴，预设某个事件背后一定有“隐秘势力”操控，然后有选择性地拼凑证据来印证这一“真相”。欧文斯主张的其他观念包括，认为科学是一种异教信仰，不相信美国登月，反对新冠疫情期间的疫苗和防控措施。她曾表示自己阅读“地平说”理论并不是因为相信地球是平的，而是出于对权威的质疑。根据英国皮尔斯基金会去年的研究，地平说、美国登月和新冠疫苗是在英国青少年最常见的阴谋论话题。

以欧文斯为代表的美国右翼网红之所以受到追捧，一方面原因是人们渴望听到另一种反精英、反政治正确的声音。由于主流媒体、文化圈和大学体系常年被自由派占据，而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如他们所说一样变好，这部分群体对主流话语深度不信任，认为政府和媒体没有告诉自己真相。皮尔斯的研究结果显示，11至18岁的青少年对政府的信任度甚至低于对社交媒体网红的信任度。

另一方面，欧文斯们对复杂问题的解释逻辑又足够简单，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这就是政治集团在掩盖的真相。对于坚持披露布丽吉特性别问题，欧文斯的解释是，她相信激进的信息透明，“我不认为我的追随者是我的粉丝，我将他们视为和我一样的人，我们关心公民有权知道到底是谁在管理我们的国家。”社交媒体算法会放大这些情绪，吸引人转发、评论，为他们带来更多曝光和关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