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黃長玲／推倒有理──讀《被推倒的偶像：十二座塑造歷史的雕像》
摘抄：馮．藤佐曼在本書中的最後一句話是「表明我們此刻是誰的最有力聲明，或許是英雄偉人曾經矗立的一墩墩空基座」。對於台灣而言，許多曾經矗立蔣銅像的地方已經成為空地，或是被其他造景取代，然而我們是誰的聲明還在書寫中。
摘抄：關於泯滅歷史，馮．藤佐曼在導論中就已經提到「雕像不是歷史而是歷史記憶」。她在結論中也再度重申這個觀點，並且援引史學者西蒙・沙瑪（Simon Schama）的看法，認為雕像其實是歷史的對立面（本書譯者譯為反面），因為雕像的目的是引發崇拜，從而遏止辯論。兩人的提醒，都很重要。正因為雕像關乎的不是歷史，而是歷史記憶，所以雕像的矗立，是為了打造特定的歷史記憶。既然雕像的矗立是為了表達敬意，所有可能影響敬意的歷史，都會因雕像的存在，而被忽視或掩蓋。因此移除雕像不是泯滅歷史，不移除其實才是。有時這種歷史記憶，會被延伸擴大為某種精神意義，於是在台灣關於移除蔣銅像的討論中，會出現前退輔會副主委李文忠的說法：榮家保存蔣銅像，可以預防榮民失智。然而，精神意義如同歷史記憶，是有可能延續的，一旦蔣銅像的精神意義被確立，那麼它何時可以移除？一個民主國家若是永遠無法移除獨裁者的銅像，那麼這樣的歷史記憶或是精神意義又代表什麼？
摘抄：若是以「他那個時代的人」來討論蔣介石，最好的對比可能是印度第一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他比蔣介石晚兩年出生，不但是建立印度民主體制的關鍵人物，也在獨立後的印度力阻矗立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雕像。甘地於他而言亦師亦友，反對設立甘地雕像，顯然並非因為對甘地缺乏尊敬。馮．藤佐曼指出尼赫魯對抗以甘地為名命名道路和城鎮的要求，他「主張這會造成困惑。要是印度每個人同一時間醒來全都『發現他的地址現在變成甘地城、甘地街』。」（頁116）。更重要的是，尼赫魯也激烈反對紀念自己，他對於大學圖書館計畫以他冠名的做法，十分不以為然，對該校副校長表示「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你想把我的名字用在大學圖書館」（頁116）。尼赫魯不願印度變成的樣貌，對比台灣迄今全國各城市鄉鎮的中正路，或是機關學校內的中正堂、中正廳，差別何其明顯。這些以中正為名的道路與公共空間，和蔣銅像是在蔣介石過世後才大量出現不同，他們是在蔣介石還在世，還在獨裁統治台灣時已經普遍存在。
摘抄：以法律與秩序為由，反對拆除雕像，其實反映的是雕像一旦矗立，就有既存優勢。當既存秩序是一個公共空間中存在雕像的秩序，那麼認為雕像應該移出的人，就會面臨懲罰，因為所有國家都有法律不允許任何人毀損公物或是破壞公共秩序。在雕像有既存優勢的情形下，如果移除雕像的倡議無法產生具體的結果，那麼倡議者最終對雕像採取破壞性的行動，就不令人意外。台灣的蔣銅像議題就是如此。中正紀念堂大廳中的巨大座像，歷年發生過不只一次有抗議者對其潑漆。有國民黨黨校背景的政大，則發生過蔣介石騎馬的銅像，馬腳被鋸斷的情形。銅像馬腳被鋸的事，其實發生在政大校務會議決議保留該銅像之後：2018年年初政大校務會議對校內的兩座蔣銅像做出決議，圖書館內的銅像移除，但是後山騎馬的銅像保留；一年後，抗議者在深夜中鋸斷了銅像馬腳，並且發聲明表示「威權歹物膏膏纏，轉型正義袂使等！」
摘抄：馮．藤佐曼所討論的12個案例中，對於台灣讀者而言，可能最驚訝的是看到美國的抗議群眾，連開國元勳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雕像也推倒。其實美國多年來的建國敘事，對於開國元勳中有蓄奴者一事都輕描淡寫。不止是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寫下了「人生而平等」這樣撼動人心的字句的獨立宣言起草者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和以機智富有的發明家身分為後人稱道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都曾經擁有奴隸。著名的例外是第二任和第六任總統的亞當斯父子（John Adams和John Quincy Adams）。開國元勳中誰蓄奴，誰沒有蓄奴，誰在何時解放自己的奴隸，誰從蓄奴者變成反對奴隸制者，在近年美國關於體制性種族主義（institutional racism）的討論中，逐漸進入大眾視野。這些對歷史的重新或是深入理解，和推倒雕像的行動往往互為因果。許多人因為知道了相關歷史而推倒雕像，許多人因為雕像被推倒而了解了過去並不了解的歷史。
摘抄：無論如何改造，也無論藝術如何介入，如同馮．藤佐曼所指出的：「我們一次又一次見證，雕像被用來頌揚（往往受到質疑的）個人，並遮蔽更複雜的歷史。」（頁285）對台灣而言，雕像所引發的歷史爭議，仍在持續。雖然中正紀念堂的常設展，已經以所謂「功過並陳」的方式，來呈現蔣介石，並未迴避他的獨裁統治，但是在台灣民主化30年後，堂體大廳中的這座巨大銅像，以及容納它的建築，仍然是由國家資源維護。國家資源的貢獻者，也就是在台灣勤懇工作的納稅者，也包括了曾經在他的獨裁統治下失去生命、自由與尊嚴的人及其後代。這之中所存在的歷史不義其實並沒有那麼難以理解，只看我們是否願意理解。
中小企业的重构与迭代
摘抄：张文杰清楚地记得，得知特朗普政府宣布让全球惊诧的「对等关税」政策是在一个深夜。4 月 2 日凌晨，他的手机里弹出了美国拟对中国再次加征 34% 关税的消息，次日即生效。他当晚就接到了温州市政府的电话，让他 4 月 3 日早上 9 点赶到市政府紧急开会商讨如何应对。
张文杰是德赛集团的总经理，今年 40 岁。德赛集团是温州一家有着 30 多年历史的老牌鞋厂，代工多家知名的国际品牌。它每年出口 600 万双鞋，其中 30% 以上销往美国市场。张文杰准时赶到会场，与会的企业中还有另外 10 家本地外贸企业，对美出口都占据不低的比例，有的高达 50% 甚至 90%。对它们来说，加征 34% 的关税无疑是致命一击。政府干部在会议上一开口就强调：「大家一定要冷静。关键时刻我们不能乱，越慌乱越容易出错。」
摘抄：关税战一浪一浪地拍下来，各类商家都不好过。这方面有一定发言权的是物流公司。浙江必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总部坐落在义乌的货运代理公司，2013 年后主做对美业务，在中国深圳、美国等多地都设有分公司和仓库，能为商家提供双边清关和报税的端对端的货运代理。负责人刘志坚透露，从公司 4 月的数据来看，传统外贸的发货量下降了 80%–90%，「传统外贸本来就占大头。有些客户可能平时一个月要发几十个货柜，但 4 月中下旬基本上一个货柜都没发过，有做沃尔玛的，有做皮包和纺织的。这些轻工业日用品的加工厂受影响比较大」。刘志坚 4 月下旬刚参加了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很多工厂负责人在交流中告诉他，目前还处在观望状态，或者是在和美国客户谈判要怎么分担，「所以数据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也有一些主做美国市场的工厂，直接给员工放假了。
摘抄：如此紧急的转内销难度在于，很多外贸产品不一定符合国内标准。德赛的工厂里就放着一批上等牛皮原料，美国订单暂停后，这部分原料暂无去处，需要重新设计产品线。「外贸的鞋子更是没办法直接内销的，中国人与美国人的脚型不同，尺码也不一样，重新设计也需要一个过程，短期转内销也容易造成价格『踩踏』。」张文杰的策略是，将所有美线工作人员转向开发其他市场，工人则调到不同的生产线，工作时长从一天八小时减少为六个多小时。很快，一笔来自葡萄牙价值 2000 多万元的欧洲线订单被紧急挖掘出来，这让张文杰心里稍微宽裕了一些。
刘志坚的公司属于义乌一个中上规模的货代企业，有员工 200 多人。为了生存，他也采取了小亏的策略。他拿出物质激励，鼓励 20 多个销售人员去开发更多的跨境电商公司，用低价去换取跨境电商板块的业务增量。一个多月的操作下来后，跨境电商业务量增长了约 50%，在传统外贸断崖下滑的情况下填补了一些空白。刘志坚说：「这个阶段允许不赚钱，只能争取少亏一点。因为我不能让人闲下来，公司仓储、人员费用一个月都要几百万元开销。等这段时间过了，这些客户沉淀下来了，我们再去考虑下一步，只能往好的方向去想。」
摘抄：这个案例也能说明此次关税令在时间上的一个特性。美国的消费旺季是在下半年，从夏天的度假期到 11 月的「黑色星期五」再到 12 月的圣诞节，都需要大量的中国制造商品。往年的 4–5 月份是相对淡季，是下半年备货季的开始。刘志坚说，传统外贸往年这个时间点才刚刚开始发下半年的货，「正常情况下高峰期是 6 月份，9–10 月份更是义乌的补货旺季，有『金九银十』一说。今年有一点不同的是，2024 年底特朗普胜选后，很多外贸工厂就已经发了很多货，或者不停地往海外仓备了很多货。」刘志坚估计，现在美国很多零售商、中小批发商的普遍备货量有 2–3 个月的量，大量的补货需求会在未来 1–2 个月后出现，「等到夏天货架要空了，他们肯定会着急」。
为了保证货架不空，一些美国客户已经开始想办法。熊伟平测量完波士顿的项目后，美国的订单量一直在不断增长。5 月 6 日，我去采访的时候，还见到有 9000 美元、3 万美元的订单在成交。在德赛，美国客户也对库存有着不同反应，核心都是想要这批货。一位美国小客户直接对德赛提出，订单已经生产，放着也是库存，不如半价卖给他们，这被愤怒的张文杰断然拒绝。另一位客户则提出愿意加价 30%，让他们通过东南亚转口。张文杰考虑到鞋子的出厂周期得 2–3 个月，东南亚的关税豁免期是 90 天，且之后政策阴晴未定，也选择了婉拒。最感动的是一位品牌大客户，对方担心他压着库存有现金流压力，提出先付 50% 的货款把货保留，等时机合适再发货。
摘抄：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于 2018 年，风险可以预见，为什么这些中小企业执着于做美国的生意？如果没有贸易战，美国是一个理想的市场。美国客户一般付款爽快、对价格并不敏感、愿意为了好产品和体验支付高溢价。这个市场一度是很多中国外贸厂商做大做强的关键。刘志坚以义乌举例，说这里虽然经常出现来自中东、非洲的面孔，「但真正做得大的厂商，包括物流商，一定是有很大的美国份额。因为只有美国市场才能支撑起大体量」。一家当地的美妆厂年产值 3 亿元，其美国市场能占到 90% 的份额。
摘抄：田羽很快将目光投向了美国。美国消费者喜欢新颖的款式，需求稳定。年轻的男性爱好嘻哈风，喜欢大链子、锆石、大克拉闪钻；女性则偏爱莫桑钻戒指、手链。田羽说：「美国消费者愿意为了好产品支付溢价。珠宝因为涉及质检，也是走国内发货的 T86 渠道享受免税，一个国内出厂价 30–50 元的饰品，通过 T86 卖到美国就能有 30–50 美元，毛利率能有 60%，最多时一个定制单能卖出 1000 多美元。」
除了市场大，美国消费者的特点是，掏钱不手软，更在意质量和体验。熊伟平为了推广产品，曾送了一套凉亭给一位佛罗里达州的客户。两次飓风过境后，凉亭安然无恙。客户因此很是激动，在社交媒体上帮他主动宣传，还要求成为他的分销商。「他们也不会因为一个小问题就要求退款，更在乎的是你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熊伟平说，美国人对产品的反馈也更随和与理性，相比之下，欧洲客户则更加挑剔和严苛。一个例子是，欧洲客户去他的中国工厂验厂，有时候能验上一整天，从焊缝厚度到电线布设，一样不落地仔细察看，「美国客户最多验三小时」。
「他们要的就是：你给我一个功能强、质量硬、外观漂亮的东西，贵点没关系，但千万别让我头疼。」熊伟平解释，为什么他的客户顶着关税从 34% 涨到 145% 也要下单，「一个凉亭卖 3000 美元还是 8000 美元，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区别」。这让熊伟平有了应对关税风暴的底气。
摘抄：赵磊和团队通过跟不同产业带合作，在 TikTok 试验，最后发现假发、水晶极受美国市场欢迎，属于「黑马」品类。假发的消费群体是黑人女性，她们换假发「像换衣服一样」，复购率高、价格不敏感；水晶则是美国年轻人的「玄学」能量来源。针对水晶重量大、物流贵的特点，他们还在洛杉矶设立了海外仓，把产品批量运过去，就地仓储、就地发货。除了发掘「黑马」品类，他们还摸清了美国 TikTok 用户的内容偏好。美国用户不吃国内的「剧本直播」套路，讲究互信和真实。因此，赵磊招募了很多外籍主播，增加用户的信任度和黏性。
跑通了产品、物流和流量，公司孵化的 TikTok 直播公司在近两年发展很快，目前已有一些想进入美国市场的国内品牌让他们做跨境电商代运营。赵磊认为，中国的外贸和制造业正在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以中国产业带的组织化能力，外贸出海不会因关税而停摆，但以后的出海可能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把货卖出去」，而是要调动所有的资源去融入本地市场。
李根读《野兽之魂》｜拨开高深的布幔，直窥历史的复杂
![《野兽之魂》，[意] 卡洛·金兹伯格著，李根译，时刻人文·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5月即将出版](/p/sf%E5%91%A8%E5%88%8A2025%E5%B9%B4%E7%AC%AC12%E6%9C%9F/20250525-Picture02.jpg)
摘抄：“野兽之魂”，这个明显带有人类学“他者”意识的标题，会更强化读者对这部书的微观史趋向的期待。这本书的确有微观史学的特征。它涉及不同时代处于历史叙事边缘或阴影中的群体：异邦人、奴隶、野兽、美洲土著、纳粹德国时期的犹太人。书中也偶尔出现一些生动的场景还原或细节推敲，尤其是作者由这些微小细节发起的思考，对既有的一些历史认识再次形成冲击。
不过此书的四篇文章没有如学界津津乐道的经典微观史那样，书写小人物的传奇，也没有以小人物的“他者”视角“自下而上”地审视人类历史。如果按照经验归类，这些文章应该属于思想史作品。读者在其中看到的是古典先贤：希罗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中世纪圣徒：尊者比德、圣托马斯·阿奎那；十六世纪的文人：塞普尔韦达、拉斯卡萨斯、马基雅维利、帕米贾尼诺、蒙田；十七世纪的思想巨匠：笛卡尔、皮埃尔·拜尔、巴西莱·帕斯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学术先锋：曼佐尼、普利莫·莱维、卡尔维诺、马克·布洛赫、保罗·马斯、乔治·帕斯夸利。换言之，此书不是以“野兽”之“瞳”去看历史，而是呈现这些引导并因此代表了诸时代社会精神的精英，以何种逻辑定位本位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关系，以何种态度看待“野兽”之“魂”。
实际上，“文明的傲慢”和“野蛮的高尚”之类的话题及其发人深省的意义，已经不新鲜。将上述那些精英拉出来，历数他们哪个具有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哪个以平等主义接纳异族，其实并不高明。金兹伯格在此书中的这几篇文章没有落入这样的俗套。他关注的是这些思想如何在后世被挪用的状态。书中表现了在思想史考察中难以被察觉的关联，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文化观念，其实并不被同为古典文化代表的第欧根尼和普鲁塔克认同，但却在基督教文化中发挥着堪比圣保罗留下的经典的启示作用。同样，自古典时代以来就一直给人印象不佳的诡辩论，在基督教文化中演化为“决疑法”，成为神学辩论的工具。决疑法随着基督教文化的延续，影响到十九世纪的曼佐尼在小说创作中表现人性的复杂，并进而使二十世纪的普里莫·莱维在思考如何真实呈现纳粹大屠杀这场苦难时找到了更客观、合理的视角和立场。
一辆农村公交车起火之后
摘抄：当天傍晚，怀集县人民政府通报，怀集县洽水镇 813 县道一辆公交车突发起火，造成六人死亡及部分乘客受伤。本刊在采访时得知，六名遇难者均为女性，其中四名来自谿村，都是学生，包括一名小学生、两名初中生、一名职校学生，他们都坐在公交车后排位置。
摘抄：谿村有 250 多户人家，坐落在洽水镇北部的丘陵地带，一间间一到三层的红砖房散落在半山腰。村里七八成的年轻人都在广东、福建等地工厂务工，一年到头回家一次。山区田地不多，老人们种植番薯、玉米、水稻，自给自足，顺带照顾孙辈。
作为附近的大村，谿村和桂岭村均有小学，多的时候全校有 300 多名学生。但近几年，随着更多的村民去乡镇或者县城买房落户，学生人数陆续缩减。张浩说，几年前他就读时，一年级有 20 多名学生，到了五年级学生只剩 10 多人。五年前，两所村小的六年级均被取消。张浩和村里的孩子不得不提前一年离开村庄，去镇上读六年级，之后在镇上或者县城的初中就读。因为路途远，班上很多同学选择住宿或者是在学校附近租房，由长辈陪读。
张浩告诉本刊，针对从村小转学去镇上就读的六年级学生，学校周末会派两辆公交车专门接送学生。但读初中的学生，没有这项便利。对于他们来讲，回家最实惠和便利的方式是坐公交车，一次只要 5–7 块钱。人多挤不上车时，他们只能坐摩托车，要花 30–40 块钱。「摩托车为了挣钱，开得很快，山路九曲十八弯，也很危险。」每到周末，桂岭村在外务工的村民赵洪都会担心接到孩子电话，说他又没挤上公交车。
摘抄：出事后，赵洪回忆，这两年过年从外地务工回家，他抵达县城后乘坐的是八九成新的公交车，车辆开到凤岗镇车站附近，司机会让乘客下车，更换旧车下乡，车辆开起来「乒乒乓乓」响。在江西宜春的一位城乡公交司机刘凯眼中，这种现象很常见。他告诉本刊，去年开始，他所在的公司将城区淘汰下来的客车调来，更换电池后投入农村使用，「新车跑县城，旧车跑农村」。「山区道路狭窄破烂，水泥路不到 3 米宽，车身就有 2.25 米宽，会车时很容易剐蹭到路边的护栏」。
刘凯觉得这是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刘凯见证了这几年农村公交行业的下行。2019 年，刘凯开始跑车时，农村客运司机的工资不错，2000 多元的底薪，加上绩效和餐食补助等，每月到手 6000 多元。但之后几年，生意明显不好。年轻人在外务工，城乡客运的主要客源是老人和学生，但学生在迅速流失。刘凯记得一开始，他所开的线路，每周有 60 多个学生要去乡镇念书，需要派两部车接送，现在只剩 20 多个。他观察到，全镇九所小学，近五年已缩减至六所，还有两三所村小学生人数不超过 20 人。原本是流量高峰的周末，过去一天营收约 1200–1300 元，现在只有 300–500 元，约合之前的 1/3。
除此之外，还面临着私家车的竞争。刘凯说，疫情后很多企业不景气，不少外出务工的人回到老家，兼职开车拉客，一个乡镇就有五六部七座商务车。接受采访当天，他从县城车站出发，车内只有一个人，10 多个从县城下乡的卫生院、诊所职工均被私家车载走，「我们 6 点 45 分准点发车，私家车就提前两三分钟蹲守在车站门口」。那天公交车票价总收入 180 元，勉强回本。
刘凯所在的公司也在缩减成本。节日的红包、水果、团建被减半或取消，新入职司机公司不再缴纳社保，而是选择补一部分钱让其自行缴纳。去年，公司以亏本为由，要求每位司机降薪 10%。「闲杂人等」也被裁掉，这两三年，刘凯的公司裁掉了 70% 的票务员、车站工作人员、门卫，由一人身兼守门、卖票、安检三份职务。司机也从 130 余人降至 110 余人，线路缩减一半，只剩十五六条远途热门线路。
摘抄：但在客运行业下行的环境下，怀集县老旧的公交车并非粤 H14052 一辆。南方农村报 2023 年的报道《消逝中的广东县城客运站：裁员超八成，业务量腰斩》提到，一辆怀城—桥头的农村公交车车龄就达到 13 年。怀集县城北客运站站长邓研辉在报道中提到，「镇通村线路处境艰难，城乡公交从 15 分钟一班增至 30 分钟」，「经常是进村的时候两三个人，回来时两三个人」。鉴于近年道路客运市场形势，2023 年 6 月，怀集交运发布公告，决定关闭旗下的城南客运站，两站业务合并至城北客运站。企查查显示，2016 年至今，其缴纳职工保险的人数从 234 人降至 164 人。多位村民提到，他们发现几年前公交车就用无人售票取代了售票员。
林煜軒／最傳統的師徒，最快速的世代交替──《終極對弈》的圍棋史與棋力變化景深
摘抄：擊敗中國勁敵奪下世界冠軍頭銜的韓國「圍棋皇帝」曹薰鉉，不到一年就被年僅15歲的內弟子李昌鎬在國手戰擊敗。改編電影《終極對弈》呈現曹李師徒頂尖對決下的內心世界，作者林煜軒則以圍棋與認知科學專業，分析圍棋史與棋力變化的社會因素。
Netflix 台灣5月最新上架的韓國電影《終極對弈》，即使不懂圍棋規則，仍然可以體驗在AI時代之前，圍棋最重要的一段文化與近代史，也一窺曹薰鉉與李昌鎬這對最傳統的師徒，在最快速的世代交替中，微妙的內心世界。
《終極對弈》的開場，是我看過所有電影中最考究的片頭，因為在短短的一分鐘裡，精準刻畫了東亞文化開始交融的起點──1989年在新加坡，由台灣企業家應昌期舉辦的第一屆應氏盃世界職業圍棋錦標賽（簡稱應氏盃）決賽最終局，由中國的聶衛平與韓國的曹薰鉉爭冠。猜子後，裁判以日語宣布曹薰鉉持黑、聶衛平持白。
摘抄：《終極對弈》由曹薰鉉與聶衛平「猜子」開場，寓意深遠。「猜子」是決定誰執黑棋與白棋的方式，源自日本的傳統──由年長者抓一把白棋，年少者用一顆或兩顆黑棋，來表示自己猜這把白棋是偶數或奇數。傳統認為猜對的選擇黑棋先下有利，但是應氏盃是「貼目」最多的比賽，黑棋要比白棋多出八目才獲勝，所以執黑棋先下反而不利。應氏盃的這盤決勝局曹薰鉉猜到黑棋，旁白也提到在此之前都是執白獲勝。開場的這一幕沒有任何棋局進展的畫面，就只用這種最簡單的方式來告訴觀眾，曹薰鉉身處非常不利的環境。
摘抄：為什麼在日本圍棋制霸的年代，聶衛平仍被視為奪冠熱門？1980年代中國實施改革開放，並於1984年首度與日本舉辦「中日圍棋擂台賽」。出人意料的是，在高手如雲的日本隊面前，聶衛平在擂台賽的賽制下一夫當關，連續三屆領軍中國隊擊敗日本。1984至1988年四屆擂台賽中，聶衛平豪取11連勝。在文化競技上擊敗日本，不僅激起中國的民族自信，也掀起圍棋狂熱，使聶衛平被譽為中國的「棋聖」。
摘抄：圍棋是世界公認最困難的智力競技，規則長達百年不變且勝負明確，非常適合研究人類認知功能在專業領域的發展與成熟歷程。我曾在《精神醫學與臨床神經科學期刊》（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發表一項研究分析，每個世代達到世界冠軍等級的職業棋士，都比前一個世代更早達到巔峰，棋力也更強。這項研究分析了從1980年以來的職業圍棋對局資料庫，涵蓋62位世界冠軍棋士與曾和他們對局的2,269位職業棋士，共94,189盤對局，觀察每個世代的棋士棋力隨年齡的變化。結果顯示，較年輕世代不僅達到巔峰的棋力更強，而且成熟的年齡也更早。
摘抄：電影開頭的第一屆應氏盃是韓國圍棋的重要事件，曹薰鉉與聶衛平年齡相當，但當時的Elo（等級分）顯示曹薰鉉略高於聶衛平。 李昌鎬在1990年國手戰首次戰勝老師曹薰鉉奪冠，當時曹薰鉉（約37歲）Elo約3,454，李昌鎬（約15歲）Elo約3,432，兩人實力極為相當，因此在電影中李昌鎬苦思奮戰最後半目險勝曹薰鉉，是符合客觀棋力差距的結果。 在電影的終局對弈之後，曹李師徒對決的另一個高潮，是在將近十年後的1999年6月春蘭盃世界職業圍棋錦標賽冠軍爭霸戰，46歲的曹薰鉉（Elo約3,423）卻能以2：1擊敗當時24歲且處於巔峰期的李昌鎬（Elo約3,524），從客觀的棋力上說，曹薰鉉的實力與拚勁更顯得可敬。縱觀曹薰鉉的生涯，他棋力大約到50歲才有明顯下滑，這是後續世代世界冠軍未必能達到的成就。在他的後輩中，最年長的李昌鎬到今年（2025）7月才要滿50歲。若比較兩人在相同年齡段，37歲之後曹薰鉉的棋力其實是勝過李昌鎬的，或許是李昌鎬在37歲以後，未能像老師那樣收一位有天賦的內弟子吧！
摘抄：1990年代網路更加普及，人類進入資訊共享與學習資源空前豐富的時代。在這樣的背景下，棋譜的取得更加快速且方便，職業棋士可以更輕易地跨越地域限制，掌握來自世界各地高手的最新對局資料與策略變化，這種全方位的資訊交流極大加速了新世代棋士成長的速度與深度。我們也可以從棋力的年齡軌跡觀察到，李昌鎬之後約小8歲的李世乭，雖然在職涯中達到巔峰的年齡稍晚一些，但其巔峰棋力已經不遜於李昌鎬，甚至在創新與棋風方面更加激進而犀利。這正是透過網路時代的新型態資訊交流與競爭，讓新世代棋士站在前人肩膀上得以更早、更快速地提升棋藝，因此李昌鎬、李世乭等中生代棋士在達到棋力成熟的年齡明顯早於前一代的曹薰鉉與聶衛平，而且所達到的最高棋力更勝一籌。
摘抄：而更年輕一代的柯潔與申真諝，達到巔峰棋力的年齡更早，且他們所達到的棋力水準，更進一步將人類職業棋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是2016年與李世乭對戰並獲得4：1勝利的AlphaGo Lee v.18，當時的AlphaGo主要還是學習人類棋譜，其Elo等級分理論峰值約3,739。到了2017年，AlphaGo Zero透過完全以自我對弈進行的深度學習，其棋力已遠超人類職業棋士，達到理論峰值5,185，此後也帶領人類棋藝走向全新的境界。
“共栖与绵延”系列对话｜张国捷、刘帅：以蚁为序的生命网络
摘抄：平行系列对话“共栖与绵延”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与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合发起，旨在发现不同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哲学领域的思考者与当代艺术创作者之间的合作与共振，就“利他机制”、“自我意识”等话题从不同角度切入交流，并探索如何在真实且连续的时间体验中形成历时性的互文机制。该系列的三场对话将邀请生物学、医学人类学以及科幻写作等领域的学者，与具有跨媒介创作经验的艺术家们展开对谈。
摘抄：艺术家刘帅以“地球的两端是蚁穴”为题，向观众分享了他的创作《红火蚁乡愁》中具有主人翁视角的蚂蚁。假借红火蚁的乡愁，刘帅在其作品中实现由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的视角转换。红火蚁作为世界百大外来入侵物种之一，自2000年左右入侵中国珠三角地区后，就成为我国生态治理的难题之一。刘帅在广东从化乐明村为期三个月的驻地创作中，亲眼看见红火蚁入侵的现状。无论是村民耕作的番薯地田垄，还是废弃矿泉水瓶，都被红火蚁改造成适合它们生存的巢穴。由此刘帅产生“红火蚁地心返乡记”的稚拙想象，为乐明村的红火蚁寻找一条回家之路：也许是一路向下穿透地心，最终抵达阿根廷。刘帅通过网络与阿根廷当地社群建立联系，当地的一首西班牙语民歌仿佛是对红火蚁真实的写照：“我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这句歌词与乐明村当地的山歌遥相呼应：谭路娘阿姨手抄山歌本中有一句“问你乜人不知年，几多河海变成路”。这两句歌词将身处异乡的红火蚁与人类离散命运联系在一起。刘帅通过一段45分钟的双屏录像来记叙这一场乡愁的消散。利用红火蚁嗜甜的天性，以乐明村的竹子为笔，以阿根廷的白糖为墨，刘帅在乐明村的土地上书写下这两句歌词。伴随着填充歌词笔画的白糖被红火蚁一点点搬走，这份乡愁在视频中逐渐显隐。
伴随着《红火蚁乡愁》系列继续发展，刘帅将“红火蚁乡愁”扩散向更广阔的时空纵深——“从天上来，从地下来”。由于红火蚁巢穴过于脆弱易碎难以完整采集，刘帅将蚁巢残骸结合陶土烧制，并以天然生漆浸泡，制成坚固的蚁巢陶器。当来自乐明村的蚁巢陶器与来自阿根廷北部“天国的原野”（Campo del Cielo）的陨石在同一展览空间呈现时，它们跨越地球的直径相汇一处。
刘帅希望借此唤起人们对“入侵”这一概念的重新审视，给红火蚁杜撰乡愁的故事，并不是为他们正名或洗白，而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区别于以往的视角去看待这些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错综复杂与相斥悖论。
摘抄：陆俏颖提出蚂蚁是否具备意识这一问题。张国捷从生物学角度拆解意识为可观测行为，如蚂蚁互助（截肢救助）和共情（救援陷入危险的同伴），认为社会性行为可能反映意识萌芽。刘帅在艺术创作中赋予蚂蚁拟人化情感，但强调科学上需严谨判断意识存在与否；人类对生物“意识”的认知与讨论，会影响人类对待其他生命的态度和自身行为（如食素与食肉伦理）。陆俏颖追问艺术如何激发情感共鸣，刘帅主张回归朴素材质与生活联想。张国捷以实验室观察为例，强调科学需结合宏观生态与微观分子研究，避免单一视角局限。
陆俏颖最后比较科学观察与艺术共情的差异，提及珍妮·古道尔的灵长类研究兼具客观与共情。张国捷肯定古道尔超越性别角色的自然哲学视角，强调生命系统的整体性研究价值。讨论最终指向科学与艺术互补：科学提炼普遍规律，艺术唤醒个体经验，共同拓展对生命网络的理解。
摘抄：对于入侵物种的辩证思考中，刘帅表示他对入侵物种带有一种批判性的喜爱。刘帅对于入侵物种的兴趣来源于他童年对于异乡的想象以及观察蚂蚁的经历，蚂蚁与人类活动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共性。刘帅强调，《红火蚁乡愁》并非为入侵物种正名，而是照见人类自身的身份困境。陆俏颖教授指出，对于身份认同的议题，人类一方面思考社会身份，治理入侵物种带来的生态破坏；另一方面，人类可能是全球化中最大的入侵物种，而红火蚁则是一种介于常年生活在固定生态位的生物和人类之间，在环境、空间、时间上移动能力更强的物种。张国捷教授则从入侵物种与当下局部地区生态的关系切入，他指出生物生态研究的目的并非消灭入侵物种，而是思考如何解决入侵物种与人类活动造成的破坏。在生物演化历史上，任何物种都会面临生存需求，即环境变化时必然需要做出改变。
科学与艺术的跨界对话可能吗？——评“以蚁为序的生命网络”
摘抄：然而，在整场对话中我感受到的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对话的失效。“以蚁为序的生命网络”由演化生物学家张国捷与艺术家刘帅为嘉宾，由研究生物哲学的陆俏颖教授主持，在科学与艺术几乎相异的思考逻辑中，以哲学家担任对话的桥梁是十分用心的安排，但由于艺术家与科学家始终没有在概念或视角上找到对话的交点，我始终无法对两者的交流有进一步的想象。仔细想来，这个感受主要来自艺术在跨越领域时目的和标准的模糊不明，相比于生物学家科普式的分享有着明确的沟通对象和语言标准，艺术在援引其他领域时的成果似乎总是因人而异的。这让我不禁思考，跨领域的艺术是否真的不存在标准或共识？
摘抄：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近几年国内与生态有关的展览：泰康空间的“追踪末日松茸”（ 2019）首先引入了关于人类世的探讨，美凯龙艺术中心的“谁拥有自然？”（2022）系列用三部曲重新思考自然的定义和范畴，蔡冠深文化交流中心·白云馆的“蛇纹绿岩”（2023）处理的是人与环境的相处关系：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尝试着探究人类生存背景下的环境复杂度；而红砖美术馆托马斯·萨拉切诺的“共生”（2024）是以蜘蛛为核心的生态剧场，还有同年UCCA沙丘美术馆的“麦克斯·霍珀·施奈德：创生奇想（Carnival of Gestation）”，则尝试以自然世界中的具体案例打开人的感官体验；或者，较为特殊的还有博古睿学者龙星如策划的“时间的幼虫”（2024），展览邀请生命科学家和艺术家进行为期两年的通信和田野，是相对专注于科学与艺术两个领域对话的展览。无论如何，这些展览都可以视为对当前已成为全球共识的去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回应，它们意识到此刻地球的问题来自人类旧有的认识论与感官极限。暂且不论成果，至少我们能将这种对人类自身意识的警惕看作是21世纪当代艺术的基本底色。这么想来，也许我所感觉到的对话失效，是因为艺术家作品中某种过于拟人化的抒情和潜在的独我论倾向，具体表现为艺术对世界的征用，而不是试图成为更大世界的一部分。
摘抄：回到对谈现场，艺术家刘帅以蚂蚁为题的作品《红火蚁乡愁》（2022）起始于他在广东偏远的乐明村观察红火蚁的经验。根据他的叙述，红火蚁是入侵者，而他试图以赋予入侵者乡愁来转化大众对红火蚁的厌恶感，引导观众在视角错位里得到新的伦理观念。但是这种乡愁其实来自一个偶然的事实，在观察蚁穴时艺术家注意到蚂蚁向下挖掘的倾向，这令他想象一种无止境的挖掘直到贯穿地球的可能性，而他发现广东的对跖点是红火蚁的原产地阿根廷。在确定了乡愁的基调后，我们可以看见艺术家将阿根廷的歌曲与广东山歌对应，以广东的竹笔在蚁穴附近用产自阿根廷的白糖写下歌词直到蚂蚁搬空白糖为止，或者将阿根廷的陨石和废弃的蚁巢做成装置，进一步暗示两种漂泊在形态和叙事上的相似。正是在这种相似性里，我注意到艺术在涉及另一个领域时的标准模糊，也就是当艺术不再以传统的形式语言，例如绘画、雕塑作评判标准时，艺术家在处理复杂信息的过程中仍有可能会依赖形式上的相近，这就像是拼贴，只是此刻拼贴除了可见的材料之外也包含了文本概念，而它最终的结果则是某种难以深究的奇观。
摘抄：在随后主持人抛出的问题中，当话题进入“如何看待蚂蚁的意识”时，艺术家将拟人化描述为一种艺术的自由，并指出人在“判定某种生物是否有意识的时候，其实关照的还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而科学家则回应在研究中必须思考和推测蚂蚁的行为动机，这实际上要求调动共情的能力。于是我意识到，其实调用感性并非艺术的专利，比如在BBC的科普节目《绿色星球》（The Green Planet），在每一集的片尾，我们都能看见节目组介绍拍摄团队如何开发新的技术，以便捕捉难以被制式相机记录的自然现象。这里无意论证艺术是否正在失去它作为感性载体的独特地位。艺术当然可以参与感性经验的开发中，而这也正是此刻拥有去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艺术家们所努力的方向，如今他/她们正致力于从以往独属于人类的语言里扩展出朝向地球的共同语言；另一方面，艺术家也可以在人类已有的感官经验中重新置入新的内容，使人们重新意识到人类个体固化经验的局限。这里我想到的一个案例是艺术家皮埃尔·于热的水族箱系列作品，在名为《昼夜节律困境》（Circadian Dilemma，2017）的作品中，艺术家扫描了一个墨西哥水下洞穴，该洞穴中有一种存在了数百万年的盲眼鱼，它们的昼夜节律也因为缺乏视觉而与一般生物有所不同。这件作品由特殊的玻璃制成并连接到特定的地点，当侦测到的气温、降水量、能见度达到特定条件时，整个水族箱将变得不可见。这件作品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的不可见，这是艺术并不充当知识传达者的一个案例，在最基本的感官经验中，艺术也可以触及到关于生命形式的思考。
摘抄：“当开始一个项目时，我经常需要去创造一个世界。接着，我会进入这个世界，而我在其中的探索就是作品本身。”这段皮埃尔·于热的个人陈述也许可以作为跨领域艺术的标准之一，它表明今天的艺术是朝向世界的，并且在朝向世界中得到新的语言，而不是回撤到内部自我重复——这或许就是我在整场对谈中感觉到失效的原因。当座谈末尾主持人询问两位对谈者艺术与科学是否有合作的可能时，我感觉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思考两个领域是否存在某种同构关系，能够让两者的行动互为支撑。这让我开始好奇是否真的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存在？
幸运的是，我在一份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线发表的文章里找到了案例，这篇发表在2023年的题为《艺术与科学合作：新思想和偶然事件的生成器》（Art–science collaborations: Generators of new ideas and serendipitous events）的文章，由科学家Yasmine Meroz与艺术家Liat Segal合作完成。她们开宗明义地写道：“这既不是一份科学报告，也不是一份艺术家声明，它更像一篇个人陈述，讲述了一段艺术家与科学家之间真正的合作，如何成为激发‘意外之喜’（serendipity）的催化剂，并最终让双方受益。”在一件名为《不可能的物件》（Impossible Object，2022）的作品中，艺术家设想了一个以液态水构成的外太空雕塑，它的造型并非由容器组成，而是由水在脱离重力的环境下依据自身特性而形成。这个旨在创造脱离日常经验的雕塑，由于无法在地球上测试而让两位合作者不得不回归最基本的物理原理去推测可能的结果。最终她们在宇航员的协助下完成了作品，并确认了在地球上微观层面的“弹性-毛细效应”在宇宙中是宏观尺度的表现，而这个结果又进一步引起科学家的好奇：是否将该作品的尺度缩小到一定程度，也能在地球上重现类似的现象？
再现“黄肠题凑”与汉代生活，北京大堡台遗址博物馆新馆开馆
摘抄：“黄肠题凑”是汉代一种高规格的葬制形式，主要用于帝王、诸侯王的墓葬。北京大葆台遗址于1974年6月被发现，是距今2000多年前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及其王后的墓葬，也是中国早期发现的重要“黄肠题凑”形制之一。
近日，大葆台遗址博物馆新馆开馆，同时推出两大重磅展览——常设展“勃碣都会 幽燕华章——西汉广阳国历史文化展”和首个临时展览“汉风轪华——马王堆生活艺术特展”。通过两个汉代的重要考古发现及相关文物，呈现汉代历史中的具体剖面，复现汉代文明兼容并蓄的时代风貌。
大葆台遗址于1974年6月被发现，是距今2000多年前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及其王后的墓葬。凭借最高等级的墓葬形式“黄肠题凑”而蜚声海内外。它是新中国第一座完整呈现“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葬制的考古发现。1983年12月，在大葆台遗址上建造了国内首个汉代遗址类博物馆。2025年，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完成全新改建，新馆建筑面积7600平方米，展陈面积2800平方米，包含基本陈列展厅和临时展厅。
專訪馬世芳：曾被中國人舉報的時代見證者，想送給台灣音樂人和樂迷的話
4位音樂工作者的自白：跨足中國，我能說服自己、把握底線、不傷粉絲嗎？
如何低調而不低頭？當「政治紅線」成為台灣樂團進軍中國的隱形成本
摘抄：中國的音樂市場量體多大？據了解，每唱一場中國音樂祭的酬勞大約是台灣2至4倍，而獨立樂團、創作型歌手舉辦演唱會（專場）的單張票價雖然和台灣相差不遠，落在新台幣1,000元至2,000元區間，但台灣演出集中在台北、台中、高雄三地，中國則分散數十個城市，跑一趟巡迴下來，累計的總觀眾數、總收入遠高於台灣。
摘抄：兩岸市場的巨大落差吸引台灣音樂人西進，主流音樂人早在1990年代進入中國表演，已長達30年。2010年後獨立樂團也陸續進入中國演出，一名長期關注台灣音樂產業的微博公眾號「小島音樂速報」站長逐年統計，2023年間約有120組創作型的台灣音樂人曾在中國登台演出，而且自2019年開始，舉辦演唱會數量的榜首，清一色是台灣的獨立樂團。
摘抄：究竟一名台灣音樂人要在中國表演前，必須經過幾道審查？某樂團主唱洪靖（化名）向《報導者》說明，根據嚴格程度排序，這些樂團可登上的舞台依序分為：「電視節目、中大型場館、音樂節、小型Live House」4種，中大型場館包含體育館、展覽館等萬人等級的場地，Live House則是專門供音樂表演使用，人數約在千人至數十人不等的小型場地。
摘抄：以申請演唱會為例，第一步會先由當地民間主辦單位邀約，再來和台灣團隊確認場地，接著是俗稱「報批」的文書審查。洪靖解釋，台灣團隊必須向主辦方繳交「音樂、影像素材、登台人員清單和背景資料」，主辦方再向該省負責審查演唱會的「」申請許可，「接下來就是等，我們只會收到（主辦單位通知）『過、不過』兩種結果，沒有過報批的歌，我們也不會知道真正的原因。」
樂團在台上演奏的每一首歌、開口唱出的每一句歌詞，都必須事前錄影交給審查機構；甚至歌與歌串場之間和歌迷互動的聊天內容，也得提供草稿和方向。如今洪靖在舞台上所有的發言都是事前擬稿：
「我們是看著稿念的，就貼在舞台前面看著念，不要講多的話，完全不要講。」
摘抄：洪靖透露，登台前一刻，會有一名俗稱「文化老師」的官員向他們核對演出細節，洪靖還曾經被要求簽下「不得煽動群眾、不得發表政治言論」的同意書。這位文化老師在演出過程中全程緊盯舞台、監視工作人員，樂手和歌手必須按表操課，否則文化老師可能隨時介入，中止演出。
摘抄：政府審查之外，還有網路「小粉紅」肆虐，加劇赴中表演的風險。例如盧廣仲在太陽花運動後，被長居中國的台灣資深藝人黃安和一批小粉紅惡意舉報為「台獨分子」。2022年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期間，田馥甄（Hebe）在Instagram限時動態分享一張吃義大利麵的照片，也被小粉紅舉報，只因裴洛西流著義大利裔血統。
摘抄：中國湖南衛視在2022年起播出的《聲生不息》音樂實境秀就是統戰實例。該節目第一季「港樂季」和第二季「寶島季」邀請眾多港、台歌手獻唱，第三季「家年華」強調中華兒女來自同一個大家庭，2024年底上線的第四季，節目組更直接拿掉「港」字，慶祝成立5週年而冠名《聲生不息．大灣區季》。
它乍看是個不談政治的音樂節目，香港和澳門卻在樂聲中失去自己的名字。陳延碩強調，音樂界的政治問題經常受眾人忽略，但它著實反映了十年間的兩岸局勢：「就像2015年滅火器靠〈島嶼天光〉拿下金曲獎年度最佳歌曲時，台下一眾港星、中國歌手都還鼓掌道賀，他們還能來參加，現在呢？幾乎都看不到了。」
音樂人為何西進？台灣市場的「飽和」危機與轉機
摘抄：近年台灣音樂界競爭愈趨激烈，音樂製作成本和行銷花費都大幅增加，否則不易被聽見。為了拓展市場，旅運費成本低、語言相通、樂迷基數又龐大的中國，自然成為不少人內心困難的抉擇。這股掙扎和壓力從何而來？我們的音樂產業還缺乏什麼？
全職經營一組搖滾樂團一年需要多少成本？台灣中生代樂團「裝咖人」去年（2024）的經驗是新台幣250萬元──這筆錢用來支付五名團員薪資、拍攝MV和製作各式行銷文宣，裝咖人的主唱張嘉祥必須身兼多職，親自管理樂團的社群媒體，幫團員們處理行政庶務，盡力減少多餘的人事開銷。
裝咖人自2017年成立，2022年以首張專輯《夜官巡場》入圍金曲獎「最佳新人獎」，張嘉祥卻仍在每天煩惱生存，底線是每個月都讓團員靠表演賺到「2萬元固定收入」，畢竟先養活大家，才有時間繼續創作。假設未來要開始錄製新專輯，五人組還得再籌出至少100萬元的製作預算，這是他們的下一目標。
不斷累積新作品，把作品當成名片爭取登台機會，接著投資更好的硬體設備，讓演出「更精緻」吸引新樂迷，這理應是音樂人的正常成長之路；然而多數台灣獨立樂團、創作歌手卻在過程卡關，就像一間又一間獲利停滯的中小企業，雖能維持運作，卻難有突破，因為整體市場已趨近飽和。
摘抄：以金曲獎報名件數為例，可看出音樂市場百花齊放：2025年第36屆共1,648張專輯報名，遠多於2014年的398張。加入音樂產業的人也增加很多，文化內容策進院2022年的統計年報指出台灣音樂產業該年總產值為243億元，比10年前高出103億元，而全台6,094名全職音樂產業工作者，也較10年前增加近4,000人。
從數據明顯可見，10年來音樂總產值倍增，讓舞台上的表演者、創作者，以及舞台下的硬體技師、經紀人與行銷企劃共食大餅，不必擔心「玩音樂沒飯吃」，玩音樂成了合理職涯選擇。
但在2022年，文化部報告揭露全台「創作及藝術表演業」工作者的每月總薪資成長率僅有0.1%，遠低於其他行業。2023年台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會也委託勞工政策智庫「共力研究社」進行分析，發現台灣藝文工作者近10年的年薪中位數維持在新台幣45萬元至53萬元之間波動，未有顯著成長。
摘抄：投身獨立音樂界數十年的鼓手黃堂軒說，由於市場競爭激烈，不夠精緻的作品會被迅速淘汰，甚至缺乏被聽見的機會，於是錄製專輯、現場演出的硬體成本都在持續上升，導致音樂人的收支更難平衡，收入都得投資在下一部作品上。
此外，發行實體專輯並非當代音樂人的主要收入來源，真正獲利來自現場演出，所以社群經營、拍MV、設計海報和周邊商品，打造「人設」行銷樂團的重要性倍增。黃堂軒強調，必須把資本投入「音樂以外」的事情上，才可能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
裝咖人去年便投資120萬元製作3部MV，張嘉祥解釋，拍MV的用意是「把故事講得更完整」，讓樂迷不只用耳朵聽，也能看著影像，進一步融入音樂。這張《夜官巡場》專輯以台語唱出鄉野奇譚與民俗文化，而且在搖滾樂之外，張嘉祥還把專輯內容寫成小說，獲得2023年台灣文學金典獎。
摘抄：從天團「五月天」到各色獨立樂團、歌手，近年台灣音樂人不斷西進中國。根據一名熱愛台灣音樂、定期統計，2023年約有120組台灣樂團或創作歌手曾在中國登台演出。該年最常前往中國的台灣樂團「椅子樂團」，便在全中國舉辦和參加了至少54場表演。
同樣成績斐然、出道逾10年的台灣中生代樂團「deca joins」，在2024年共舉辦12場演唱會，其中9站位於中國北京、成都、長沙的千人等級場地，最大場攻進可容納18,000人的上海市梅賽德斯─賓士文化中心；至於台灣的2場，則選在滿場約5,000人的台北流行音樂中心。於是同一套表演以票價新台幣1,500元計算，中國累計約售出26,000張票，台灣為10,000張票，兩岸市場相差近兩千萬元收入。
再以五月天為例，他們自2023年起跑《回到那一天》世界巡迴演唱會，截至2025年4月為止共安排71場，其中17場在台灣，11場分散於香港、新加坡及美澳，剩下43場全在中國。舊藝名「張懸」的創作歌手安溥，其《潮水箴言》演唱會預計舉辦7場，5場也在中國。
為什麼台灣樂團、創作歌手在中國如此受歡迎，多年不減？一位長期外派中國的音響工程師肯尼（化名）觀察到，中國政府自COVID-19疫情後加強對內控制的力道，吸引更多中國青年將具有反叛性的「搖滾樂」和「獨立音樂」視為情感寄託，台灣音樂人們在其中代表一種「自由的味道」。
摘抄：程宗昊分析，台灣音樂的流行正好都符合了中國社會變遷，例如2017年「草東沒有派對」爆紅，他們唱出當代青年對大環境的無力感，打中正在追尋「厭世風」的中國樂迷，從此掀起台灣樂團的西進高峰。疫情後中國年輕人尋求慰藉，改由「落日飛車」、deca joins為代表的「浪漫派」和「鬆弛感」占據播放榜單。
摘抄：有別於台灣各城市都可在一天內來回，假設一組樂團在中國展開巡迴演唱會，最常見首站是中國南方的廣東和深圳，接著前往中部的長沙或西部的成都，再把東部的南京、蘇州、上海當成最終站，一趟巡迴可能得趁兩個月內跑完，成員們必須密集搭機逾4,000公里，過程中持續開會與排練，並在壓力下保持身體健康。
對肯尼而言，「想玩音樂、想做一名職業音樂人，這兩件事是不同的，」職業音樂人必須證明自己能撐過高強度的巡演，認真看待這份工作。他舉例，就像運動員成為職業選手之前，也要在各地的小型比賽磨練，忍受舟車勞頓、職業傷害，才能掌握站上大舞台的機會，「在這過程中，我們也會不斷捫心自問：『是不是夠喜歡這件事情（做音樂）？願意繼續撐下去嗎？』」
到中國巡演還有另一好處是，幕後團隊能趁機練兵。肯尼透露，「那裡的主辦單位都很敢砸錢，音響燈光都用最高級的設備，」工作人員們常能碰到台灣沒有代理商引進的硬體。經常往來兩岸的經紀人李揚軒（化名）也強調：
「在台灣市場雖有局限卻『餓不死』的情況下，就是靠中國提高收入後，把經驗、資源帶回台灣，設計出更精緻的舞台。」
摘抄：為了不同時得罪兩岸樂迷，這批經紀人仔細管理旗下藝人的社群平台，Facebook、Instagram只發給台灣人看；微博、小紅書才會公布在中國的演出資訊，而且至今堅持用繁體字發文。這是李揚軒維持平衡的小小底線，「我會把中國市場定義為bonus，如果主要收入都倚賴那裡，我們就會被綁住，無法脫身，」他如此強調。
演唱會製作人米妮（化名）表示，她和每一名音樂人合作前，都會反覆確認對方的「創作核心」，了解對方的目標是想名利雙收？或者單純想讓更多樂迷聽到自己的作品？那在題材選擇上，是否願意透過作品傳達一些議題與價值觀，或者不希望作品太嚴肅，只想娛樂大眾？她主張：
「先確認玩音樂的核心，就能知道遇上難關時該如何選擇。尤其是被迫表態後，你一定會失去某批樂迷，結果是好或壞，都要概括承受。」
摘抄：目前台灣一年約有300餘場音樂祭，根據《報導者》統計，台灣六都加上也經常辦演唱會的花蓮縣、台東縣，有獨立音樂人登台的音樂活動至少有126場，其中40場為售票演出，比例僅3成，其餘86場背後都有政府資金，或由大型財團贊助。
政府主辦的大規模活動包含各縣市跨年晚會，以及花蓮縣夏戀嘉年華、高雄市Tako Rock打狗祭、搖滾台中、台北市大稻埕夏日節等。有財團資金挹注的活動則像是台北「TOYOTA毛毛總動員」、地產商第一大國際開發公司在台中主辦的「好日音樂野餐市集」、7-ELEVEn「高雄櫻花季」等。
音樂人們會將這些活動分級，由獨立樂團為核心設計的活動，例如大港開唱、火球祭、浪人祭等，在他們眼裡才是真正的音樂祭；其餘活動多半只是「為了酬勞」而去的商業演出。也因為純商業演出的核心並非音樂品質，音樂人用同一套歌單按表操課演出即可，表演者無法從中鍛鍊技巧、參考舞台設計，讓自己的功力更上一層樓。
「矛盾的是，台灣音樂人就是要靠這些『不是音樂祭的音樂祭』養活自己，」蔡淨彤指出，若單純為了賺演出費，聽眾多半是隨機路人的場合，她們就降低旅宿和宣傳成本，只求固定曝光、持續累積案源；假設是能聚集大批認真樂迷的售票型活動，「賠錢也要做，盡力把舞台效果撐到最好，因為這會成為很多人第一次看見我們的現場演出、成為之後願意買票的起點。」
從小舞台一路唱到大舞台，從乏人問津的中午時段變成晚上壓軸，樂團演唱會開始一票難求，「你可以很明確感受到這群孩子在成長，」蔡淨彤強調，能夠登上的舞台愈大，代表商演機會愈多愈穩定，音樂人才有辦法真正「靠演出維生」，為樂迷提供更好的作品。
摘抄：台灣歌還唱不進全球市場，所以前往中國最方便，多數人眼裡這是「相對安穩」的取捨，畢竟語言門檻卡在那，在台灣也缺乏更上一層樓的機會。
為何陷入此困境？長期以筆名「因奉」寫作的樂評人陳延碩說明，台灣音樂市場自21世紀初受到盜版興起、日韓流崛起等影響，產值不斷滑落，直到2015年起才因「數位銷售」和「現場演出」營收回溫，此時填補上市場空缺的主力，就是2010年代崛起的獨立音樂浪潮。
然而音樂市場已進入「你聽你的、我聽我的」分眾化世代，「不可能再出現下一個像五月天一樣的巨星，」陳延碩說，但獨立音樂界在近10年內嘗到甜頭，大舉投資、開設公司，台灣市場迅速飽和，最後造就產業僵局。他認為，無法提高演出酬勞的音樂人，宛如陷入「中小企業困境」，經常落得兩頭空：行銷資本不足、作品和技術也難提升，最後只能追求薄利多銷，或靠補助撐起生計，在各自的分眾裡求生存，無力培養出更健全的產業結構。
洪維寧也呼應：「我們打的不是組織戰，一直在走非常單打獨鬥，而且土法煉鋼的路。」她指出，才華和名氣雖是一名音樂人成功的必備條件，然而音樂人若遇到發展瓶頸，想要提升自我，甚至拚個海外機會，台灣其實沒有夠多的工具、人才去輔佐他們。
洪維寧口中的「工具」意指補助。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簡妙如分析，文化部注重扶持M型化頂端的音樂界明星選手，這方向形同「重點培養有能力奪牌的運動員去國外參賽」，她能理解，補助政策必須向全民端出政績，這樣做比較快速、簡單，只是長期運作後卻造成少數先鋒掌握資源，多數人緊跟著「容易拿補助」的路徑保守行事。
產業也未成熟到人才專業分工的地步，像負責向國際市場引薦音樂人的Promoter（演出買家、發起人）和處理商業事宜的Booking Agent（活動仲介、代理商）兩名關鍵角色，台灣從事這工作的產業人士寥寥可數，造成音樂人光有作品，商業執行面卻嚴重不足。
此外，目前政府補助多集中在「錄製」作品，讓台灣每年的專輯出版量飆升，但從業人士們不一定能分食到大餅，他們紛紛掛念著台灣只「培養作品」卻未「扶持產業」。蔡淨彤強調，補助只是補上一部分資金缺口、提升作品品質，讓音樂人和團隊走更遠的輔助工具，「並不是讓你靠補助餬口飯吃。」
而在音樂人和市場推手之後，還有大量硬體工作人員、經紀人、行銷企劃支撐這產業，他們負責把音樂人拱上舞台，自身前途卻極少被關注。
在 Unsplash 分享两年照片之后，这是我的一些心得
The Old, Old, Very Old Man: Thomas Parr and the Longevity Trade 老、老、非常老的人：托马斯·帕尔和长寿生意
摘抄：In the autumn of 1635, a man arrived in London. In itself, this was not an unusual event: London was a thriving metropolis,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as a time of rapid urban growth. People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and world) arrived in the capital every day. But Thomas Parr was no ordinary man. He had recently celebrated his 152nd birthday.
摘抄：From a twenty-first century perspective, our instinctive reaction to Old Parr’s story is doubt. Some of his contemporaries seem to have shared our cynicism about such tales of extreme longevity; the historian Thomas Fuller, for example, once complained that many old men “set the clock of their age too fast when once past seventy”.3 But most seem to have simply accepted Parr’s story, just as they believed the similar claims made for Katherine Fitzgerald, countess of Desmond (1464–1604), and the Yorkshire fisherman Henry Jenkins (1501–1670). Widespread belief in Biblical tales of extreme longevity — which were widely taken as proof that it was possible for humans to live for several centuries, even if no one had done so since the Flood — helped make tales such as Parr’s seem plausible.
摘抄：Consequently, instead of trying to prove or disprove Parr’s date of birth, contemporary accounts focused on answering two questions: why did Parr live so long, and why did he die so suddenly?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reflect the early modern preoccupation with healthy living, and in particular the belief that a set of factors known as “the six non-naturals” (namely air and environment, food and drink, exercise, sleep, excretion, and the emotions)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an individual’s health. According to both John Taylor and the royal physician William Harvey (who is now best known for discovering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but who also served as physician to both James I and Charles I), Parr’s longevity was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the clean, pleasant surroundings in which he dwelt, and to his simple country ways.5 Throughout his long life, he had worked hard, eaten a wholesome diet of brown bread, unripened cheese, and onions, avoided strong alcohol and worry, and slept well.
摘抄：The end of Parr’s long life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his even longer afterlife, and in the four centuries since his death, the story of this remarkably old man has continued to evolve. Taylor’s biography remained in circulation throughou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images of this inspiring figure were also popular. In some, he was surrounded by a large family — and, although none of his offspring survived infancy, several eighteenth-century centenarians were identified as his descendants. In the 1790s, he was the subject of a Cheap Repository Tract, distributed to the literate poor for their moral education, in which Parr, who has long been resentful of his poverty, dies of overindulgence in London, acknowledging only on his deathbed that “God knows what is best for man”.11 Even in early Victorian England, Parr was still a sufficiently well-known figure to be evoked in popular novels such as The Old Curiosity Shop (in which Dickens describes a long-lived equine as “the very Old Parr of ponies”) and portrayed in a play staged at London’s Haymarket Theatre.12
摘抄：Patent medicines (that is, pre-packaged remedies sold without a prescription, and prepared according to a recipe known only to the proprietor) were big business in early Victorian England, aided by a lack of medical regulation which meant that anyone could invent and patent drugs. In this increasingly crowded market, Parr’s Life Pills stood out because of the story Ingram concocted to explain their origins — a story made available to the masses in a widely-circulated pamphlet called The Extraordinary Life and Times of Thomas Parr.
摘抄：But not everyone could see the humour in the situation.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Frederick Engels viewed patent medicines as a major threat to the health of the working classes, who, unable to afford doctors, instead relied on quack remedies such as Parr’s Life Pills to prevent and treat all manner of ailments. Although he conceded that they rarely contained harmful substances, Engels argued that “when taken freely and often, [these preparations] affect the system prejudicially”, and contributed to “a general enfeeblement of the frame in the working classes”.20 Four decades later, The Spectator expressed similar concerns: many ignorant people were so overdependent on “much-puffed medicines” such as Parr’s Life Pills that they failed to get proper medical assistance until it was too late.21
摘抄：Somewhat surprisingly, given its reputation for cynicism, The Medical Circular did not go so far as to challenge Parr’s longevity; indeed, it suggested that both he and Jenkins owed their long lives to “naturally strong constitution and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24 Nevertheless, in an age which placed increasing value on both science and accurate recordkeeping, doubts were growing. In his influential 1873 book Human Longevity: Its Facts and Its Fictions, the antiquarian William J. Thoms argued for a more rigorous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longevity, and debunked the claims of many famous supercentenarians. Although he accepted that Parr was a very old man — quite probably a little over one hundred — he found it impossible to substantiate even the basic facts of his life as outlined by Taylor, and also pointed out that (despite a growing number of stories about Parr’s long-lived descendants) he died without off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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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签契约：人文知识分子能否和社会大众重归于好？
摘抄：2025年4月14日，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公开拒绝特朗普以冻结联邦资金为威胁的整改命令，被视为美国高校对抗联邦打压的第一声枪响。就在前一天，哈佛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艾伦（Danielle Alle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评论“美国及其大学需要一份新的社会契约”，指出美国社会对精英大学的不满由来已久，而自二战以来美国高校与联邦政府之间的亲密合作也早已岌岌可危。
艾伦的这篇文章写得可谓是九转十八弯。文章一开始，艾伦温情脉脉地叙述了自己如何一路走来，在象牙塔里享受“思想生活”（life of mind）的乐趣的同时，仍旧不忘对社会的责任。在短暂地哀叹了特朗普对美国高校的思想生活的冲击之后，艾伦突然指出美国学人之所以能够过上这种超然世外的生活，实际上是仰赖于联邦和大学在80多年前所达成的一份“社会契约”。在礼貌性地对这份老契约的逝去表示哀悼之后，艾伦又突然笔锋一转，祭出大棒，批评这份契约从签订之日起就蕴含了毁灭的种子。
艾伦所说的“契约”，其实指的是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二战结束前后向杜鲁门总统提交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这份报告总结了战时“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的运作经验，主张永久性地将“政府资助科学、大学服务国家”这一机制制度化。艾伦认为，这份报告奠定了美国大学的一个信仰：联邦政府应当拨款让科学家们专心进行基础研究和成果发表，而政府部门和工业界则承担将科学成果转化为社会应用的责任。换句话说，二战期间科学研究所展现出的巨大军事与经济效益，使政府与产业界心甘情愿地为科学家背书，将他们从必须向公众解释研究社会意义的责任中解放出来。这一分工机制此后不断制度化，并逐渐演化为一套默契的信条：无论多抽象或前沿的基础研究，其价值终将以“提升国家安全”或“驱动经济增长”的形式兑现。
然而，战后持续八十年的和平时期让这份契约暴露出新的裂痕：社会大众已不再直观感受到科学研究的公共价值，而科学家们也早已习惯以“学术自由”为名，回避对社会责任的回应。一方面，美国大学日益精英化，使普通民众难以相信大学的存在可以促进自己的福祉；另一方面，大学又高度依赖政府拨款，使得“学术自由”事实上受制于政治博弈。所以，当愤怒的民众与对学界左翼极端反感的联邦总统结成同盟时，美国大学便注定难逃此劫。
摘抄：“过去80年，美国教育政策的历史可以用三个词概括：STEM，STEM，还是STEM！到2022年，由于长期的政策导向，美国每年在人均STEM教育上的联邦投入大约为50美元，而在公民教育上的投入仅为每人每年5美分。那求仁得仁（you get what you pay for），你得到的就是一个既不了解、也不尊重自治与自由所需制度的社会。”
所谓的STEM，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的首字母缩写，用我们更熟悉的话说，就是所谓“理工科”。到这里，我们才看出来，艾伦所不满的并非时下特朗普对哈佛的打压，而是80年来美国大学和理工科的蜜月以及对文科的冷落！
艾伦认为，这份契约只是狭窄地把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作为社会意义的目标，完全忽略了美国的立根之本：公民力量（civic strength）。如果美国大学从来没有把培养出具有宪政精神、多元开放态度的公民作为自己的责任，只是一味遵守“科学家无需承担社会责任”的信仰，那么遭到一个不具备公民精神的社会的反噬，只能说是自食苦果。
摘抄：艾伦这一番抽丝剥茧后最终把特朗普打压大学的时事和文科在大学的式微联系在一起的笔力，让我感到钦佩。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文科生，她的这些论点，以及那些对文科功用的鼓与呼，让我感到困惑。一方面，艾伦所指出的社会与大学（尤其是文科知识分子）彼此之间失去信任，绝对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艾伦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似乎在中国已经部分地实现了。那么艾伦的分析框架，是否能够适用于中国呢？中国的文科知识分子是否也需要和社会重新签订一份契约，来挽回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物种起源》相遇《西厢记图册》，百余中西珍贵典籍上海展出
摘抄：澎湃新闻获悉，5月24日，“星丛——中西典籍互鉴展（Stella: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s Exhibition）”在上海朵云轩艺术中心对外展出。这不仅是朵云轩成立125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更是一次跨越时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深度对话。展览共展出中西珍贵典籍合计约110余种，众多展品均为首次在上海进行公开展示，包括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第三版、第四版等多个珍贵版本，与之对照，首次向公众呈现近代中国思想家、翻译家严复译著《社会通诠》珍贵手稿原件，以及明版孤本《西厢记图册》等。
摘抄：其中，通过介绍中国古代书籍从早期简策装、卷轴装演变到经折装、旋风装，直到宋元时期出现蝴蝶装、包背装，进而在明清时期定型为大家所熟知的线装书，体现了中国古代书籍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与之对照，西方古代书籍从莎草纸卷轴记录过渡到手抄本，随着15世纪中后期古登堡印刷术的诞生，西方书籍在手工装饰、烫金封面等装帧技艺上，呈现出与中国书籍迥异的审美方向。以最具盛名的《鲁拜集》为例，自19世纪中叶以来，《鲁拜集》在欧美地区掀起“鲁拜集狂热风潮”，同时涌现出各种各样的装帧版本，如：珠宝装帧版本、彩绘封面版本，艺术名家插图版本等。此次展览即遴选出各种精品装帧《鲁拜集》20种，进行集中展示。
摘抄：此次展览颇具视觉冲击的是《西厢记图册》中西两种印刷复刻版本的对话展示。原版《西厢记图册》现收藏于德国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由吴兴闵寓五氏主持刊印的明版孤本套色画，因此又称为“寓五本”。1977年，科隆东方艺术博物馆曾将这套明刻套色版画影印发行。朵云轩自1900年创立传承木版水印技术至今，将木版水印技艺提升为一门综合绘画、雕刻与印刷的再创造艺术。1980年代末，朵云轩以科隆版《西厢记图册》为底本，以木版水印传统技艺重新付梓，经过三年打磨，于1990年印成《明刻套色<西厢记>图册》，限量编号发行300册，凭借精湛的技艺重现了原版的神采。两个版本的首次相逢展示，不仅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也见证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通。
当文徵明“相遇”莫奈：苏博将展“从拙政园到莫奈花园”
摘抄：以文徵明、文震亨为代表的文氏家族，对苏州园林造园理论、实践与艺术创造影响颇深。本次特展一共展示文氏家族五代九人（文徵明、文嘉、文彭、文元发、文从简、文伯仁、文震孟、文震亨、文俶），共17件作品。其中文震亨现存最为精美的《唐人诗意图》（故宫博物院藏）将展出全部12个册页、最长的《白岳游图》（无锡博物院藏），以及代表其艺术与生活美学思想的明刻本《长物志》（宁波天一阁博物院藏），都将在本次特展中悉数亮相。
Archaeologists Discover New Style of Ancient Aboriginal Rock Art 考古学家发现全新风格的古老原住民岩画
摘抄：The LNF style’s placement in this timeline, following several millennia of rock art consisting primarily of embellished human figures, indicates a return to animal forms. The researchers have theorized that LNF is an expression of kinship, emphas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imals and humans.
A Spanish Artist Makes Room for Women’s Stories 一位西班牙艺术家为女性故事腾出空间
一周人物｜收藏家瓦尔特捐出藏品，女性艺术家“对话”摄影
解读｜战国子弹库帛书漂泊海外79年今归国，追索仍将继续
摘抄：2025年5月18日凌晨3时55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一处停机坪灯火通明。一架载有中华文明瑰宝的专机缓缓降落，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帛书——子弹库帛书第二、三卷《五行令》《攻守占》，结束在美国的79载漂泊，终于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回到故土。澎湃新闻艺术评论获悉，国家文物局还将继续推动子弹库帛书《四时令》早日回归。
作为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帛书，子弹库帛书的回归不仅填补了战国文献的空白，更揭开了一段交织着盗掘、欺骗、学术坚守与文明追索的沧桑历程。正如古语所言：“惟天作福，神则格之”——文明的延续，既需敬畏天道，更需守护人道。这卷丝帛的归乡，不仅是一次文物的物理回归，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归途。
摘抄：《五行令》《攻守占》将于2025年7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万里同归——新时代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是目前出土的唯一战国帛书，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个典籍意义上的古书，对于中国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以及学术史、思想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子弹库帛书分三卷，此次回归的《五行令》和《攻守占》为子弹库帛书第二卷、第三卷，内容分别是四时十二月的宜忌、攻城守城的宜忌。
北京大学教授、知名学者李零自1980年起研究子弹库帛书，多次赴美参加子弹库帛书残片的揭剥工作，与美方专家共同开展帛书的保护和修复研究。他在其著作《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引言中说：“简帛古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源头。先秦两汉是简帛时代，书都是写在简帛上。我们发现简帛，研究简帛，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研究古文字也好，古文献也好，学术史也好，思想史也好，谁都不能忽视这个源头。”
摘抄：子弹库帛书于1946年被以非法手段带到美国。
2024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在第一时间关注到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发布了关于返还非道德方式获取文物的政策性文件后，立即对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保存的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启动了追索工作。基于溯源及流转历史研究形成的扎实、完整证据链，基于以文物回归纠正历史错误、推动双方在专业领域的长期合作这一共识，经过多轮磋商，美方同意将文物退出馆藏并返还中国。
美国当地时间5月16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返还的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在交接仪式的视频致辞中说，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向中方返还帛书《五行令》《攻守占》，彰显了其在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中恪守博物馆伦理的努力，是中国主导制定的《青岛建议书》以对话与合作推动历史上流失文物保护与返还理念的成功实践。帛书回归后，将在文物原生环境中，得到更加全面、更为系统的保护和研究，让文物的价值得到更加准确、完整的理解和阐释。
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蔡斯·罗宾逊在交接仪式上说，此次返还是一项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反映了亚洲艺术博物馆对良好管理的关注，以及这些文物应与其文化和考古背景进行对话的理念。返还协议为亚洲艺术博物馆开辟了新的、重要的研究途径。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与中国合作伙伴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有望面向未来开展合作。
摘抄：作为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帛书实物与典籍意义上的“古书之首”，子弹库帛书的价值远非一般文物可比。其以丝帛为载体、以楚系文字书写的900余字，不仅填补了战国文献的空白，更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重新解读先秦文明的大门。
帛书以丝帛为书写载体，在这块长47厘米，宽38.7厘米的丝帛上，有文字三篇，图像多幅，且结构特殊：帛书中部两篇文字，一篇正写一篇倒书，分别为八行和十三行，四周每边有三幅彩图，共十二幅，每图均配有文字是为第三篇。
楚帛书甲篇《四时》记载了伏羲、女娲结为夫妇，生四子开辟天地；炎帝命祝融“奠三天四极”，共工制定历法。学者冯时曾指出，这是“先秦唯一完整的创世神话”，其叙事融合楚地巫文化与中原五行思想，颠覆了《山海经》等传世文献的单一视角，揭示多元史观交织的战国思想图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认为，这是“先秦唯一完整的创世神话体系”，融合楚地巫觋文化、中原五行思想及巴蜀天文传统，形成“多元文明交融的思想图景”89。例如，其将炎帝、祝融等中原神祇与楚地“太一”信仰并置，证明战国时期已存在跨地域的文化整合。这种神话叙事不仅为《淮南子》《楚辞》提供了源头，更揭示了中国早期宇宙观的复杂建构过程。
摘抄：乙篇《天象》与丙篇《月忌》构成中国古代最早的“数术集成”。李学勤等学者发现，《五行令》独创性地将一年360日划分为木、火、土、金、水五段，每段72日，对应30个节气，形成与《礼记·月令》不同的历法体系，证明战国时期存在“五行时令”与“四时月令”并行的多元历法实践。而《攻守占》按方位排列的军事禁忌，将星象运行与战争策略结合，体现“天人感应”思想的军事化应用。芝加哥大学夏德安教授评价：“这种将天文学实证与哲学思辨结合的体系，比古希腊占星术更早展现出系统性科学思维”。
帛书墨迹被郭沫若称为“草篆典范”，其字形扁方化、笔势连缀化特征，揭示了隶变始于战国楚地的重要证据。北京大学李零教授通过对比云梦秦简指出，帛书比秦简早百余年，其“蚕头燕尾”的笔法雏形及简省结构，直接影响了汉代隶书的形成24。更值得注意的是，帛书采用朱墨双色书写（正文墨书、神像朱绘），开创了中国典籍图文混排的先河，其折叠装帧方式更被视作后世书籍形制的原型。
《攻守占》详细记载攻城方位、守城时辰的禁忌，如“东方利攻”“戌时忌守”，反映战国时期军事活动与时空秩序的深度绑定。而《月忌》中“正月毋北征”“八月忌嫁娶”等条文，则构成先秦民间生活规范的原始样本。这些内容不仅为研究战国军事史、社会史提供一手资料，更证明中国早期文明中“礼法”与“数术”的共生关系37。二、文化意义：文明母体重建的“精神图腾”
图像 & 视频
马达加斯加，落日下的猴面包树，猴面包树大道
汉密尔顿山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
杨家塘村，松阳县，中国
紫色的薰衣草田里，蜜蜂辛勤地采蜜，嗡嗡作响
横贯莫纳克亚山的银河
说明：你可曾见过银河系在天空中形成的光带？在晴朗的夜空下，从一个较暗的地点，于一个适当的时间，便可以看到一道朦胧的光带横亘天际。当你的眼睛逐渐适应黑暗之后，你可能就会第一次注意到这条光带。随后它可能变得愈发清晰，最终展现出令人震撼的壮美景象。这种震撼或许源于一个认知——这条被称为银河的朦胧光带，实际上是由数十亿颗恒星汇聚而成的。在这幅很有特点的照片中，银河系的弧状光带高悬于夜空。画面右侧是色彩斑斓的蛇夫ρ星云，顶部中央则是红色圆形的蛇夫ζ星云。这张图片是于二月下旬在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山拍摄的，前景中的天文设备是夏威夷大学2.2米望远镜。值得庆幸的是，您无需亲临这座夏威夷火山之巅便可以观赏到银河。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布伦特伍德湾的布查特花园
挪威尤通黑门山国家公园
说明：今天(05-23)是“欧洲公园日”，旨在庆祝那些塑造各国自然特性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该纪念日由欧洲公园联盟于1999年创立，以纪念1909年在瑞典建立的九座欧洲最早的国家公园。该节日旨在推动保护自然栖息地、野生动植物及文化遗产的行动，同时鼓励可持续旅游与户外活动。挪威的尤通黑门山国家公园便是自然景观保护的典范之一。公园成立于1980年，面积超过400平方英里，拥有高山、冰川与深谷等多样的地貌特征。园内坐落着挪威最高的山峰群，包括北欧第一高峰加尔赫峰，海拔8100英尺。“尤通黑门山”意为“巨人的家园”，象征着其壮观的地貌及与北欧神话的深厚联系。公园内栖息着赤狐、北极狐、旅鼠和马鹿等动物，植物则包括多种能够适应极端环境的耐寒高山物种。著名的延德湖穿越园区，湖水因富含冰川沉积物而呈现醒目的绿色。该湖长约11英里，最宽处不足1英里，海拔约3280英尺。延德湖亦是著名的贝瑟根徒步路线的起点，这条路线每年吸引数千名游客，并因亨里克·易卜生的戏剧《培尔·金特》而闻名。
厄瓜多尔亚马逊地区，一只朱莉亚蝶停在一只黄头侧颈龟的鼻子上
国际空间站凌日
说明：国际空间站（ISS）一般仅在夜间可见。当它沿轨道绕地球运行时，会在夜空中缓慢漂移。在许多地方大约每月有一次机会能够看到呈现为一个明亮的点的国际空间站。国际空间站只能在日落后或日出前的短暂时间内被看到，因为其可见性源于反射太阳光，一旦国际空间站进入地球阴影，便会从视野中消失。能在白天看到国际空间站的情况是当其恰好从太阳正前方掠过时。此时，它移动地极快，只有通过短曝光相机才能将其轮廓清晰地定格在太阳背景上。这张很有特点的照片正是如此拍摄而成。这实际上是一个月前在西班牙圣费柳德布伊萨勒乌精准抓拍的一系列照片。这些照片随后与另一张突出活跃太阳表面纹理的单独照片相叠加。在这张单独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位于太阳边缘的几处日珥。
奔向春天里
城市倒影 摄影师Charlotte Laboyrie
火焰总在午夜燃烧
村庄的傍晚
听见下雨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