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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makers Want to Cut Low-Income Schoolchildren Off from the Internet 议员们希望切断低收入学龄儿童的互联网连接
Chinese Tech Giant Wants to Translate Your Cat’s Meows Using AI 中国科技巨头希望用人工智能翻译你家猫的喵叫声
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确定，北京将展“看·见殷商”等展览
香港将展“天方奇毯”，从地毯珍品看伊斯兰艺术
摘抄：“天方奇毯”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卡塔尔博物馆管理局辖下的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联合主办，展出约100件珍贵文物，包括地毯、瓷器、金属工艺品、彩绘手稿及玉器等。展品主要来自卡塔尔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也有来自故宫博物院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这些文物不仅反映萨非王朝（1501–1736年）、莫卧儿王朝（1526–1857年）和奥斯曼王朝（1299–1923年）之间在艺术方面的往来，也展现伊斯兰和中华文明之间透过贸易、迁徙和外交所促成的互动。
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去年举办“香港国际文化高峰论坛”期间，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卡塔尔博物馆管理局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天方奇毯”展览便是其中一项重要合作成果。与此同时，展览亦是卡塔尔文化年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通过为期一年的合作项目，让卡塔尔与伙伴国家建立长远的文化、社会和经济联系，加强对彼此的尊重和理解。
摘抄：“伊斯兰艺术”涵盖宗教和世俗艺术作品。除了建筑之外，地毯是伊斯兰艺术中最大型、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形式。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博物馆，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伊斯兰艺术收藏举世闻名。这次“天方奇毯”展览将展出众多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常设展线上的珍贵馆藏。
宫廷地毯由技艺高超的织工精心制作，并获大量皇室资金支持。每幅地毯皆采用最上乘的材料，包括丝线、帕什米纳羊毛、金线和银线，再以来自世界各地的染料进行染色。“天方奇毯”展览中，面积最大的宫廷地毯甚至需要多达十位良工巧匠合力编织多年才能完成。展览中巧夺天工的地毯珍品，均生产于十六至十八世纪期间的萨菲伊朗、莫卧儿印度和奥斯曼土耳其及中国。
萨菲王朝苏莱曼沙阿一世“打猎”图地毯是萨法维王朝赠予法兰西斯科·莫罗西尼（1619–1694年）的外交礼物。莫罗西尼是十七世纪晚期威尼斯共和国的领袖，也是当时最杰出的海军将领之一。这块具有450年历史的地毯，毯心以大型开光纹作装饰，其中有源自中国艺术的云纹及神兽图案。
“凯沃尔基安海得拉巴地毯”长度接近十六米，是现存全球博物馆收藏最长的伊斯兰地毯之一。莫卧儿宫廷的仪式活动中，这类隆重的“杜尔巴”（即“接待厅”）地毯便大派用场。此地毯将于这次展览中完全展开，为观众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近距离感受莫卧儿王朝的气派。
摘抄：这块“如意宝珠礼拜毯”上有由三个圆圈组成的吉祥图案纹样，称为“金达摩尼”（梵语çintamani的音译），意思为如意宝珠。这种图案象征着幸运与权力，于奥斯曼宫廷中极为流行。地毯的中心描绘了祈祷壁龛，底部则绘有代表先知凉鞋的抽象图案。
此“花瓣纹栽绒地毯”为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所产的新疆地域特色地毯，这种花卉图案的地毯用于装饰皇帝的宫殿。在本次展览中，这块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御用地毯将与一疋华丽的萨菲丝织金锦布料共同展示，两者的设计风格相似，交相辉映。
Elon Musk’s Unhinged Grok AI Is Rambling About “White Genocide” in Completely Unrelated Tweets 埃隆·马斯克失控的Grok人工智能在完全无关的推文中胡言乱语“白人灭绝”
上线 10 天卖 2000 万美元，跻身历史第一，它正在创造一个「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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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raveling the Imperial Impulses of Chinese Textiles 解开中国纺织品的皇室冲动
共情场域与可持续发展——关于博物馆、美术馆运营的新思考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总策划：山的另一边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摘抄：参加今年的展览，你可能需要带上你的科学字典，以及足够的耐心。策展人拉蒂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在那里他领导着一个名为“可感知城市实验室”（Senseable City Lab）的机构。这一次，他召集了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团队，包括750名参展者，这一数量大约是往常的10倍。其中，许多参展者是学者，他们被归入“智能人”（Intelligens）的范畴。展览中，约有300个项目围绕自然智能、人工智能和集体智能等主题展开，展示了从细菌 3D 打印、人工智能生成的平面图到未来太空服等各种实验。这里有许多机器人和树木，还有两者的多种组合。展览试图向参观者放宽心：不要害怕气候危机，技术与自然的和谐结合将拯救我们。
摘抄：由于威尼斯花园（Giardini）的中央展馆因翻修关闭，不少展品都被塞进了军械库（Arsenale）展厅里。这样一来，展品比往常更加杂乱无章。每个参展者都在大肆宣扬自己的新奇实验。拉蒂说，其中许多都是大学研究部门的成果，还有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希望展览能体现出学术论文中那种跨学科的合作精神。展览的基调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哈希姆·萨基斯（Hashim Sarkis）策划的2021年的双年展非常相似，同样充满了专业术语。双年展主席皮特朗热罗·布塔福科（Pietrangelo Buttafuoco）希望能把网撒得更大一些，也许可以跳出自我封闭的学术围墙。
摘抄：延续怀旧主题，美国公司 Diller Scofidio + Renfro 重新提出了他们最初为2008年双年展设计的方案，即净化威尼斯运河水以制作意式浓缩咖啡。当时，这一方案因监管的官僚主义而泡汤。目前，这一项目仍在等待公共卫生方面的批准，但策展人承诺，它很快就会与米其林星级厨师合作，提供“威尼斯最好的意式浓缩咖啡”。奈杰尔·科茨（Nigel Coates）也曾在 2008年的展览图录中出现过。这次，他又带来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总体规划模型，这一模型是用一些零碎的东西做成的。但现在看来，这些物件都显得有些单薄，世界已经进步了。
摘抄：归根结底，缺乏严谨的策展理念和审慎的编辑是此次双年展的最大缺陷。此外还有规模庞大的喧闹声。如果你在主展区待上两天，那么你只有72秒的时间来了解每位参展者。再加上 66个国家展馆的400多位参展者，每个展馆就只剩下45秒钟了。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壮举，就像试图完成互联网一样。而且也不会更令人愉快。
值得庆幸的是，荷兰建筑杂志《Volume》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该杂志以一款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形式，对双年展的形式进行了诙谐的批判，以帮助参观者了解双年展。观众可以输入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导游的性格类型后，它就会为观众量身定制行程，并解码墙上那些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这就像是“一座反向的巴别塔”。根据上一届小体量的双年展书面内容，《Volume》的编辑斯蒂芬·彼得曼（Stephan Petermann）表示，一般读者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读懂。从现在开始，您也许就有机会在 2027 年下一届双年展之前消化完今年的内容。或者，就像策展人生成标题摘要那样，您可以将所有内容输入 ChatGPT。
Global Tourism Was Built on Headless Blemmyes 全球旅游业建立在无头布莱米人的基础上
摘抄：The exhibition focuses on a 15th-century global guide called the Book of Marvels of the World, by an unknown French author. The Morgan brings together two of the four known copies, plus other medieval European materials that envision non-European cultures (as well as two Persian manuscripts). The book was meant as a quasi-ethnographic guide to the wonders of the world, presenting 56 locations through an array of curiosities and stereotypes that would instill both excitement and fear in the (specifically White and Christian) medieval European reader.
Demonology 恶魔学
摘抄：What these conflicting usages tell us is that the daimons of the ancient world were ambiguous beings, spirits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power that they could employ, or be made to employ, for good or evil ends. This is how they were portrayed in the Christian Bible where, in the Book of Matthew, Jesus admonished his disciples to ‘heal the sick, raise the dead, cleanse the lepers, and cast out demons.’ These daimons (translated as ‘demons’ in the English Bible) were unambiguously noxious, so that, when Jesus exorcised them, their victims were released from their sufferings. Such was the case of Mary Magdalene herself, ‘from whom he had cast out seven demons’. Yet, these same daimons were also cast as spirits capable of recognising and conversing with Jesus: ‘And he healed many who were sick with various diseases, and cast out many demons; and he would not permit the demons to speak, because they knew him.’
摘抄：Practical or applied demonology, the strategies deployed to counter demons, can be classified under two headings, which we may call the carrot and stick approaches. The first is that just described: prevailing upon a powerful demon to bring to heel his subordinates, the lesser demons of human afflictions. Far more common is the strategy of the stick: full-on combat against demonic possessors or their human agents. This is generally a two-step process, beginning with a trial. Demons inflict much of their evil on the world through humans, whether these be their hapless victims or willing confederates: witches, heretics and foreigners. In all cases, the possessing demon must first be identified. This is the work of the inquisitor-exorcist who, through a mixture of cajoling, coercion and threats, compels the demon to pronounce its name. Then follows the exorcism, a violent procedure (often involving torture, in the case of witches), culminating in the demon’s exit from the body, via the mouth or anus. The drama of possession and exorcism have been portrayed on countless works of art, from medieval Nepali manuscripts to a French Book of Hours.
禁用方言與日語、多說「國語」：1950年代國民黨建立國語政權的想像與裂痕
摘抄：本章探討了台灣推行國語運動的複雜現實情況，從中追溯國民黨政府如何在漫長的政治轉型時期建立起國語政權。從1945年起，積極推廣國語的人士和政府官員將國語提升為新的權威語言，地位凌駕於日語和台灣島各個地方話之上。一方面，他們順利將國語定位為國家團結和個體冀望學習的語言，藉此激勵民眾學習國語，同時威脅要制裁不學國語的人。另一方面，礙於執行不力和民眾普遍抗拒，這種新的權威語言卻無法掩蓋本身屬於入侵者的不確定地位。國語作為化解日本殖民主義毒害的解毒劑，在1950年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成為連結台灣與大陸的政治幻想中的一根支柱。然而，在台灣的地方社會，語言統一的表象下卻不乏裂痕，而且在學校、街道、鄉鎮、原住民村莊和省議會比比皆是。殖民語言、國語和台灣人民的母語之間存在衝突，讓人難以硬性改變口語規範，也難以深入國語的核心去對國家更為效忠。
食古不化的將官文化，才是烏克蘭苦戰中最大國防威脅──專訪前亞速旅副指揮官
沙青青评《通勤梦魇》︱“人机组合”的通勤之路
摘抄：例如环绕东京市区的“山手线”就属于“东日本旅客铁道会社”（即“JR东日本”），而“JR东日本”又是东京都市圈内最重要的铁路公司，拥有众多重要的主干线路。至于“东京地铁”则是另一家公司：“东京地下铁株式会社”（即东京Metro），运营着东京市内九条地铁线路。实际上，除了“东京Metro”外，东京还另有一个“地铁系统”即由东京都交通局运营的“都市地下铁”，共有四条线路，与“东京Metro”是彼此独立的。除此之外，东京都市圈内还有众多其他铁路公司，如“西武铁道”“东武铁道”“京王电铁”等，有几十家之多。由这些不同企业运营的轨道交通线路，共同构筑起了东京都市圈巨大而复杂的电车通勤网络，而副标题中“东京地铁”的翻译很容易让中文读者产生似是而非的误解。其实，作者迈克尔·菲什对此有着充分的认知，所以本书英语原文的表述是“Commuter Train Network”，因此译为“通勤轨交”可能更精准且符合原义，或者干脆借用日语汉字的意涵译为“东京电车”。
大罷免潮後續效應：從罷免立委、倒閣到罷免總統的憲政法治10問
蔡蕙如／雲端記憶的壟斷政治：數據資本主義下的數位亡靈
摘抄：我們活在一個死者仍然在線、數據永不休眠的時代：死者未曾真正離開，因為他們的數據仍持續「在場」。親人離世不再意味著生命終結，而是數據生命的延續──LINE每年提醒我們某人的生日、Facebook自動彈出「你與某某的回憶」，這些都是日常熟悉的介面互動，但當這些人其實已經過世，它便不再只是「回顧」，而是一種技術性「召喚」。2024年藝人包小柏將亡女留下的三句英文語音訓練成AI對話模型，稱之「重現數位版的女兒」；2025年已故韓國藝人金賽綸的AI告別影片，強調「運用AI技術讓金賽綸開口向大家告別」。這些例子不是例外，而是科技如何重塑生死邊界的明證。
這些死者的數據，從來不是靜止紀錄或被動紀念物，而是一種會觸發情緒、引發互動，甚至被平台重新運用與再生產的存在。死者數據參與我們的情感生活，也參與平台的運算邏輯。它們不只是供人懷念的紀念，而是會「動起來」的數據節點──被我們點擊、觸發，也被平台推薦、學習與收編。AI模型訓練、語音合成、互動設計等技術，把死者數據轉化為語料、資源與再現的可能性；死者不再只是「被記得的人」，更是數據經濟中可被操作的行動者。
主導再現過程的往往不是死者，也不只是遺族，而是一整套跨越法律、平台、文化與演算法的複合治理機制，本書作者歐曼（Carl Öhman）稱之為「後死亡處境」。歐曼希望提醒我們：死亡不再是終點，而是資料治理的起點。死者不僅被懷念，更被格式化、模擬化、再現化。他們以各種形式「回來」，但並不以他們自己想要的方式，而是被以平台認為可流通的形式「重組」，成了推薦系統的參數，甚至成為數位哀悼儀式中的觸媒，在某些宗教或商業設計中扮演新角色。
摘抄：歐曼認為，義大利解剖學家布魯內蒂（Lodovico Brunetti）1873年發明的火化爐，不僅是殯葬科技的革新，更標誌著現代國家開始以科層治理的邏輯正式接管死亡管理權。這座高溫爐不僅能將屍體徹底焚盡，更宣示一種全新的死亡處理邏輯──從宗教與親族主導的哀悼，轉向以效率、空間、衛生與經濟為名義的科學與國家治理。火化不再是禮敬死者的文化實踐，死者身軀也不再只是哀悼與懷念的對象，而是現代社會以「理性」為名予以處理、壓縮、理性化的社會問題。正如書中引用的湯普森爵士（Sir Henry Thompson）所說，屍體若不再為死者所用，便應被活人有效運用──最好還能產出經濟利益。
這段歷史不只是醫療與殯葬的技術轉型，更揭露了死亡如何成為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歐曼借用英國學者特瓦耶（John Troyer）的觀點指出，自19世紀後期開始，一整套圍繞死亡展開的新產業正在成形：火化爐、防腐科技、紀念攝影、遺體管理，甚至包括今日的數位紀念平台，都是將死者轉化為可計算、可操控、可商用資源的技術與制度。這正是歐曼稱之為「生人體系」的起點：死亡從此不再屬於死者，而是服務於生者──更確切地說，是服務於技術官僚與資本主導的現代體制。
若說19世紀的火化爐將死者從地表「物理地」抹除，那麼今日的平台技術則進一步將死者「數據化」，並在演算法、數據倉儲與平台規則之下完成「再利用」。從這個角度看，Meta、Google、Amazon等科技巨頭延續的，正是那套將死者編碼為社會秩序資源的邏輯，只是如今這套邏輯以「數據資本主義」（data capitalism）的形式運作。平台接收、儲存、排序、再現死者的數據，不是為了紀念、悼念或歷史延續，而是為了產出新的互動數據、訓練AI模型、增加平台黏著度，甚至直接納入推薦演算法作為資源池。
這種數據經濟是平台資本主義的基石──將一切人類活動（包括死亡）轉化為數據，再從中萃取剩餘價值。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筆下的「監控資本主義」在這裡被推向極端：數據就此成為永不凋零的材料，雖不直接作為商品，但已是平台資本積累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原始資源。我們不僅是在世時的點擊與數位軌跡遭人監控，就連死亡後的數據殘餘也繼續被使用、分析、挪用。亡者的數據彷彿無人擁有、無人代理，於是平台便得以自然地占有與操作，彷彿「死者」是平台的自然資源，無需道德回應，也無需法律授權。
歐曼指出，當前亡者數據資料的治理缺乏民主參與：平台公司自行制定數據政策、決定誰的帳號保留，誰的影像消失，誰能紀念，誰被遺忘。這些決策往往不透明、不公開，也不容異議，而是由平台依據其內部商業考量與社群策略所制定──與其說是公共記憶，不如說是數據主權的私有化與價值排序的壟斷。在這樣的資料結構裡，記憶不再是一種文化資產，而是一種平台資產。死者的數位存在只要能對「活人市場」產生價值，就能獲得能見度，反之便隨即被捨棄。這也讓我們不得不問：當平台主宰記憶，控制遺物，編碼亡者，誰還能決定如何記憶一個人？
摘抄：歐曼認為未來的歷史記憶將來自雲端，這不僅是對技術未來的預測，更是對記憶權力重新分配的深刻批判。在數位平台成為主要記憶載體的今天，歷史的存續不再由國家檔案館、圖書館或公共文化機構來決定，而是仰賴少數科技巨頭的演算法、內容政策與商業考量。記憶看似去中心化，實則已被平台中心化地重新分配與排序。
雲端紀錄提供了一種虛幻的平等感：好像每個人都能在數位世界留下痕跡、建構個人歷史。事實上，能否被記住、是否可見，完全仰賴平台演算法的運作邏輯──它偏好可變現的內容、與主流價值一致的論述，以及能觸發更多互動與停留時間的資料。這不僅形塑了什麼是「值得紀念的」，更在無聲中排除那些不符合資本利益或政治正確的記憶形態。記憶因此變成一種被壟斷資源，一種只能透過平台審核才能進入未來文化檔案庫的特權。這樣的資料治理，表面民主，實則排除，成為一種記憶的階級制度。
就像英國左翼文化研究學者霍爾（Stuart Hall）所說，「示現」（representation）從來不只是現實的再現，而是權力鬥爭的一部分，是一場意義控制權的爭奪戰（Hall, 1997）。數位時代的記憶機器，誰能說話，誰被可見，誰留下痕跡，誰又被歸類為「噪音」或「無關重要」而被清除，這些都不是技術性問題，而是文化治理與意識形態控制的延伸。而在美國傳播學者凱利（James Carey）所強調的文化觀點中，傳播本身是一種社會儀式，是文化與認同的日常重申。因此，當這些儀式被交付給平台進行技術治理，平台就不只是數據儲存者，而是文化秩序的再製者與審查者。當平台取代了傳統公共機構成為歷史的記憶機器，它也同時成為了記憶排除、歷史抹除與文化重寫的節點。例如2019年6月《中時電子報》因刊出一篇回顧「六四事件」30週年的文章，遭中國網路防火牆全面封鎖。僅僅兩天，該媒體即透過人工審查，刪除網站上所有提及「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報導、評論、輿論與書評。這並非單純的資料刪除或關鍵字清洗，而是一場有意識的記憶消除工程：既包括歷史敘事的掩蓋，也反映平台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如何決定誰的記憶可以留存、誰的歷史該被抹除。
這個例子不僅直指政治審查對新聞自由的干預，更透露數位記憶本身的極端脆弱性。數位檔案看似永存，實則仰賴平台與資方的選擇性維護；儲存在雲端的歷史能否成為未來記憶的一部分，不再是公領域的共同協商，而是由私營基礎建設所掌握的權力來決定。這不只是封鎖一篇報導，而是透過技術性與制度性操作，將某一群體的歷史經驗逐出可被使用者存取的文化記憶公共領域。六四事件相關的歷史痕跡被從搜尋結果與資料庫中抹除，象徵著整起事件從「可見的歷史」降格為「不應被記得的資料」。數據資料存在不再等於歷史存在，因為歷史是否能被「看見」，取決於平台控制與資本支配下的政治選擇。雲端不只是儲存記憶的地方，而是記憶治理的基礎設施；文化遺產是否能進入未來的檔案體系，不再取決於其歷史意義，而取決於它對當代資本與權力結構是否有利。
摘抄：死亡終結了肉身，但似乎未能終結數據的生命。歐曼在本書提出一個讓人無法輕忽的觀察：死者的數據資料不僅被保留，還被運用、重新包裝，甚至轉化為其他演算法的素材，成為運算邏輯的一部分，亦即某種形式的「數據主體」。死者的「在場」不再是象徵性的懷念，而是技術性、經濟性的存續。他們的語音、影像、對話記錄，成為AI訓練材料，參與下一代機器學習模型的建構。他們不再僅是紀念對象，而是資訊系統中可調用的數據主體，卻不具備任何主體權。
這種數據延續性的存在狀態，挑戰了我們對「死亡」的基本認識。如果數據資料仍具備可觸發性與功能性，那麼死者是否真的「離開」社會？當平台可持續召喚死者的聲音與形象，模擬其行為與偏好，這些由數據重構的「亡者代理模型」，不也正是一種新型非人主體，是一種平台脈絡下的被代理存在？歐曼拋出的問題穿透而直接：既然死者的數據仍被活用，為何他們不應獲得數據倫理的位置？這不只是哲學疑問，而是制度設計的迫切挑戰。
當前的數據資料保護法制普遍建基於「在世主體」的概念：權利、同意、知情、退出……全以活人為前提。一旦死亡，這套框架立即崩解。無人可主張權利，也無處可提出拒絕。在無法獲得當事人同意的前提下，資料被平台恣意保存與再利用，甚至進入訓練模型、演算法庫。研究隱私權的美國學者尼森邦（Nissenbaum）所提出的「脈絡完整性」（contextual integrity），在這裡遭遇其極限：當脈絡提供者已經消失，誰來決定資料的「適當使用」？這個問題正暴露出資料治理邏輯的倫理真空。
所謂「資料正義」一詞，原本是一項有關活人身處不平等數位處境的倡議，如今，我們顯然必須將其擴展到亡者之域。歐曼提醒我們，「死者也需資料正義」，而這並不是一則溫柔的道德訴求，而是一場對平台治理核心邏輯的正面挑戰。死者數據早已被納入平台體系，卻無從擁有代理權、發聲權與退出機制。他們是最沉默的數據主體，也是最頻繁被觸發、被學習、被重新包裝的演算法素材。
摘抄：本書所談的「後死亡處境」，因此不只是對未來技術倫理的想像，而是對當前制度的結構性批判。我們不再能以「死者無需治理」為藉口逃避責任，也不應將這種數據延續性視為自然現象，而是視其為平台資本主義下的治理技術與權力操作。畢竟，我們也終將成為數據亡靈，或說「雲端亡魂」。我們今天所留下的每一筆點擊、每一段語音、每一張自拍，在未來都有可能被挪用、再現、再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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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抄：拉丁美洲现代主义作家对“中国风”（chinoiserie）与“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独特兴趣，不仅为其作品注入了异国情调，更成为理解移民、劳工与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切口。这种兴趣既非浪漫化的逃避现实，也非对异域文化的浮光掠影，而是深刻映射出他们对中国劳工及其社会处境的关切。鲁文·达里奥与胡利安·德尔卡萨尔（Julián del Casal）的诗作，通过探讨与中国贸易相关的主题，展现了亚洲与拉丁美洲之间的物质关联；何塞·马蒂（José Martí）虽在官方话语中对中国移民有所忽略，却公开谴责美国《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31页），以鲜明立场表达了对华工命运的同情。而塔布拉达在其日本旅行中，对中国劳工发表的矛盾性言论，既带有贬抑意味，又承认其技术价值；恩里克·戈麦斯·卡里略（Enrique Gómez Carrillo）则对中国商人的财富印象深刻，甚至预见中国将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崛起，并认为华人移民将为美洲社会注入新活力。这些作家的态度复杂多元，既矛盾又充满洞见，不仅关注劳工的境遇，也反思了文化与经济网络的交织张力。
再现五千多年前“古国时代”：凌家滩遗址博物馆今开馆
摘抄：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是一处距今5800年—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该遗址也是安徽唯一一处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
回顾凌家滩考古研究历程，自1987年第一次发掘至今，共开展了16次发掘，总发掘面积8500平方米，出土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近4000件，其中玉器1000多件。近三年，考古发现了迄今唯一的中国史前时代以钺为主要物品的大型仪式活动遗迹，并在遗迹上发现了凌家滩新的玉器类型、石雕残块，丰富了世人对凌家滩文化内涵和信仰体系的认识。
据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副司长张凌介绍，2020年以来，凌家滩考古发现了祭祀遗存、大型高等级公共建筑基址，完善了对墓葬祭祀区布局和遗址聚落格局的认识，找到了与大型墓葬、精美玉器相匹配的高等级生活遗存。考古出土200余件器物，特别是龙首形玉器等一批珍贵玉器的出土，为研究中国史前用玉制度，及其对历史时期礼制的影响提供了重要资料。
复原展出孙吴大墓，江苏首座考古博物馆将开放
摘抄：澎湃新闻获悉，“5.18”国际博物馆日前夕，江苏首座考古学科博物馆——苏州考古博物馆将于5月17日在石湖景区正式开馆，并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该馆将展出1200件/组文物，其中五分之四展品与遗迹为首次亮相，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同时复原展出占地150平方米、重近百吨的三国时期虎丘路新村1号孙吴大墓，这一大墓是苏州地区发现墓葬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孙吴大墓。
对于展馆将呈现的三国时期虎丘路新村1号大墓，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苏州考古博物馆馆长程义此前在接受苏州日报采访时介绍说，这处墓葬是苏州地区发现墓葬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孙吴大墓。虎丘路新村土墩应为一处三国孙吴时期宗室家族墓地，考古发掘工作从2016年持续至2018年，其中发现的1号墓为三国孙吴早期砖室墓，平面呈十字型结构，出土各类文物66件（组），包括青瓷、陶、玉、琥珀、琉璃、铜、金、银等材质。2018年发掘结束后，因种种原因，该处墓葬不再具备原址保护的条件，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只得在最大程度减少破坏的情况下，将墓葬整体切割后搬迁至仓库保管，等待易址重建。程义说：“当时就计划着等考古博物馆建成后，把它复建在馆内的。该墓合起来有90余吨重，发掘结束已近7年。”
汪正翔／「照片」還是「影像」？《時代劇場》如何定義當代攝影的疆界？
摘抄：我們可以以《攝影師之眼》（The Photographer’s Eye，暫譯）這本書代表一種現代攝影的觀點。在作者約翰．札戈斯基（John Szarkowski）看來，攝影有其媒材的基本特性，包括「事物本身」、「細節」、「邊框」、「視角」、「時間」。所謂的攝影師並不同於藝術家，攝影師是利用上述特質把現實「拍下來」，而非創造。這套說法後來基本上由美國攝影師蕭爾（Stephen Shore）所繼承，他將這些攝影的特性調整為「視角」、「邊框」、「時間」、「細節」與「平面性」──所謂的攝影，就是把世界視為一片混沌，然後利用相機的特性（攝影語言）將世界重新組織。
摘抄：首先，當我們稱呼一張照片為「影像」，與稱呼它為「照片」究竟有什麼差異？在當代藝術世界中，為什麼我們傾向於使用「影像」這個詞？甚至於我們會覺得「影像」比起「照片」更加當代（Contemporary）？第一個顯而易見的理由是「影像」的指涉範圍更廣。《時代劇場》這個展覽中，我們不只看到了照片，還看到了AI、錄像與行動。但「影像」這個概念還有更深層的意義。在媒介學的視角下，影像不僅關乎攝影語言，也涉及政治與社會脈絡，例如權力、監控、物質與科技。如果用一個簡單的比喻，照片誘使我們觀看框內，而影像則引導我們想像框外。盧純澤（Suntag Noh）的《奇怪的球》便揭示了影像背後的權力邏輯。
然而，展覽中仍有不少作品展現「現代攝影」的技藝（但是在當代影像的框架之中這部分可能被忽略），此處的「現代」意味著藝術家仍然掌握攝影語言，並以此為作品的核心。例如杉本博司的作品運用「時間」，石內都的作品強調「細節」，沈昭良的作品在「邊框」與色調上精心安排，劉振祥的照片呈現出具有趣味的視角，讓人聯想到20世紀初期構成主義攝影。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作品是「照片」，因為它們是被「拍」出來的。而當我們從影像的觀點觀看照片，就會感受到一種緊張的關係。
摘抄：影像的另一個面向是「安排」，例如透過編輯照片或擺拍的方式來創作。以編輯來說，我們將照片視為現成圖像，這裡「影像」所對應的是 “picture”。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很容易聯想到《Pictures Generation》這個著名的展覽。在那個展覽中，藝術家運用各種現成影像進行創作，他們更像是影像的編輯者，而不是拍照的人。而在《時代劇場》中也有不少引用現成圖像的作品，例如徐冰的《蜻蜓之眼》，利用監控影像剪輯成敘事影片，挑戰影像真實性的界限；西野壯平的《山線，富士》透過拼貼重構城市與自然的關係。
摘抄：另一個表現「安排」而非「拍照」的方式是擺拍。擺拍並不是當代才出現的方法。早在19世紀攝影術剛發明時，攝影師就運用擺拍來拍攝人像。擺拍之所以被認為是「當代」的，其實是相對於「直接攝影」（straight photography）。在20世紀初期，直接攝影是對畫意攝影的反動。但直接攝影並非純然記錄，或是相信相機全自動運作。如果是這樣，我們根本無法解釋現代攝影的形式化發展。直接攝影的核心信念是：攝影本身的特性足以連結抽象的真實。所以直接攝影既可以看起來很直白，如史川德（Paul Strand），也可以極度形式化，如韋斯頓（Edward Weston）。這裡我們仍可借助札戈斯基的觀點：他認為，攝影無法敘事，但能透過細節（隱微的線索）、邊框與視角來象徵事物。謝三泰的《火燒島：流麻溝十五號》與何經泰的《排灣族五年祭》展現了這種從攝影敘事特性中延伸出的嘗試。
然而，隨著紀實攝影的式微，人們對攝影語言的信念也逐漸瓦解。當我們今天提到攝影語言，它已不再是與藝術分庭抗禮的媒介，也不再具有象徵真實的地位，而僅是攝影圈內部的技術語彙。相對而言，擺拍則被視為更具當代意義的手法。黃海昌的《馬來西亞女傭》系列是一個典型案例，他以舞台劇的風格探討女傭在馬來西亞的處境；周慶輝的《愛奇兒》也是擺拍的範例。
命運分岔的小徑──訪電影看板女畫師曾金蘭
摘抄：從土庫商工設計科輟學，18歲那年，曾金蘭因緣際會又和繪畫搭上線。曾金蘭的妹妹在雲林北港的美容院工作，認識北港「明雄畫廊」的師傅許明雄。許明雄是北港知名畫師，從17歲開始畫電影看板，後又到學校進修，主攻寫實油畫，畫風細膩，能精確掌握光線明暗，栩栩如生，充滿神韻。許明雄除了是電影看板畫師，還跨入藝術界，是位多產的畫家。兒子許碧光也跟隨父親在19歲正式成為畫師，跟著父親彩繪電影看板，北港過去許多電影看板都出自「明雄畫廊」許家父子之手。
曾金蘭的妹妹問許明雄：我有一個姊姊很喜歡畫畫，可不可以到你們畫廊工作？許明雄說好，你叫她來。1977年曾金蘭拜許明雄為師，是「明雄畫廊」收的第一位女弟子，日後成為台灣唯一一位女性電影看板畫師。當時已經18歲的曾金蘭，因為個頭嬌小又長得一副娃娃臉，在一群14、15歲的學徒裡並不顯得年紀大，一開始大家以為她是小師妹，後來才驚覺她的年紀比其他學徒都大。
摘抄：有些戲院會自己請畫師，在明雄畫廊待了兩年，1980年剛好是曾金蘭21歲這年，她來到大復戲院當專屬的電影看板畫師。工作的地方就在戲院的後門，門隨時開著，獨立作業，自由度高，算是出師了。當時曾金蘭還收了兩個徒弟當助手，「票口阿姨說她兒子想學，我說好，我一個禮拜就把該教的都教給他，但他不一定能學會。我跟他說，白色、紅色、黃色，這三種顏色最重要，因為可以調成皮膚色。電影看板會畫到人，需要用到很多皮膚色。原理說起來簡單，實際操作卻困難，學徒白色放太多，就會變成臉色慘白，紅色放太多，就會變成黑人，黃色放太多就變成面黃肌瘦。這都要靠經驗，可能我一學就會了，就不了解別人為什麼調不出來。如果這三個顏色調不好，你就會一直加、一直加，到時候顏色都還沒有畫上去，你的畫板上已經一大坨顏料在那裡了。結果一個禮拜他就自己放棄不學了。」
摘抄：想到曾經錯過的路徑：如果當時鼓起勇氣北上去當漫畫學徒會怎麼樣？如果當時讀完土庫商工繼續升學讀大學美術系會怎麼樣？逝者已矣，來者可追。孩子都已經大學畢業，母職責任已了，68歲的曾金蘭手癢想拿起畫筆，畫她一直想畫的油畫。曾金蘭拿出照片給我們看，她畫的小幅油畫在皮夾上、布鞋上、牛仔褲上當成裝飾，「現在可以開始畫了，我有準備在動了，隨時可以畫，想到就畫，看到就畫。只是很可惜我的小孩對美術沒興趣，只想玩電腦，現在已經是電腦繪圖的時代了！」
竞赛生坠楼背后：一条失衡的升学道路
摘抄：4 月中旬，正读高二的薛明月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内容只有四个字⸺「前途未卜」。原因是几天前，多所高校陆续发布了 2025 年「强基计划」招生简章。其中，至少四所高校在今年取消了对五大学科（数学、物理、生物、化学、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银牌及以上奖项的考生的破格入围资格。薛明月的目标院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这四所之一。
薛明月是东北一所重点高中的学生，也是信息学学科的竞赛生。在竞赛生群体中，「强基计划」是大多数人最关注的招生政策。这项 2020 年启动的招生计划，关注数理化、基础医学、古文字学等少数基础专业，意图选拔出对基础学科有志向、有兴趣和天赋的青年专门培养，为国家重大战略领域输送人才，如今已在 39 所重点高校实施。
这项招生计划，对竞赛生来说有一些「特殊」优惠政策。以信息学学科为例，每年 7 月的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National Olympiad in Informatics, NOI)，将决出 50 名金牌获奖生、150 名银牌获奖生，其中金牌获奖生会被保送到清华、北大两所高校；银牌选手，则可以通过「强基计划」破格入围名校。所谓破格入围，是与非竞赛生仅看高考成绩决定是否入围相比，竞赛生银牌提前拥有入围资格。而在入围后的综合成绩考核中，银牌选手最终的录取分数，普遍比高考裸分同学录取分数低 5–30 分。因此，许多竞赛生都会关注「强基计划」招生，把这当作自己进入名校的跳板。
摘抄：不过，薛明月从 4 月初开始，就没有去学校机房训练了。他最近状态不好，在机房训练时会莫名流泪，于是和学校的竞赛教练申请在家休养一阵子。但在家的每一天，他都会想起那件事⸺同为信竞生的好友于行健，4 月 1 日在沈阳一个小区里跳楼自尽。
薛明月在事故发生当晚，接到了于行健亲人的电话，确认了这个消息。几天后，他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我的挚友老于》。文章中，他回忆和「老于」相识不到一年，在有限的几次线下集训经历中，二人共同打游戏、打比赛、逛街、唱歌、聊天……
几天后，一则疑似于行健父亲写的祭文流传网络。那封标题为《爸爸给孩子的信》中，父亲将儿子的自尽，形容为「你容不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容不下你」。在他的表述中，一方面，16 岁的儿子是学习能力超强、聪慧乖巧的「灵童」，「带给爸爸妈妈无上的荣光」。另一面，又提到孩子我行我素、挑战规则，是需要被「改造、去掉戾气」的「魔丸」。「回想近几年，你失去了所有快乐，爸爸妈妈知道，你存在这个世界的每一天，都是为了爸爸妈妈……你每天都在煎熬，多次暗示爸爸妈妈，你很想去找你的世界……」
摘抄：而强省之所以强，源于一套严密的选拔培训体系。天宇是重庆一所高中的竞赛教练。他告诉本刊，重庆整个城市在学科竞赛上投入非常大。「现在重庆的高中，竞赛教练基本全是清北毕业生，工资比其他省份的教练要高出 2–3 倍。另外重庆也适合搞竞赛，因为这里初中升高中特别自由」。
天宇说，重庆绝大多数中学实行初高中六年一贯制培养，对竞赛来说，意味着可以提前选拔队伍、尽早训练培养。「小学五六年级，通过各种培训机构、校内测验成绩，能基本把成绩好的学生确定下来。小升初后，好苗子基本就从实验班、竞赛班里选，初一就能从优等生中选 10 多位学生确定单科竞赛队伍」。
根据现在的竞赛体系，初中生不能参与 NOI 前的两项省队选拔赛，但选拔出来的苗子可以「先训练，提前学文化课」。这些孩子基本在小学阶段靠校外培训，就学完了初中几个学科的内容，初中要做的就是复习，提前学完高中课程。「等升入高一，我们还有一对一的文化课老师给他们补习，竞赛生就有底气停课，专心准备竞赛」
摘抄：「我很难用言语去描绘那个氛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全力去竞争省选的名额，大家在小小的教室里训练，但你旁边的人可能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当你看到自己某一次训练赛成绩不好的时候，就会开始焦虑怎样才能把别人比下去。回到家后，家长会再问一遍，然后表示质疑，问我差在哪里，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才可以比别人厉害。」「我的情绪状态越来越差，每天要躲起来哭几个小时，我希望别人关心我，但我又害怕别人的关心。」「我的实力在付出很多努力学竞赛的人里面很差，但很多人叫我跪着也要走完。可能我自己也不甘心和别人回到同一条起跑线上，这些日子我不知道怎么才能结束。」
摘抄：一位天津的信竞生妈妈，孩子今年读高二，入围了国赛。她告诉本刊，儿子学校有一位北京转来的信竞生特别厉害，初中就参加过国赛难度的比赛获得了金牌。高一转入天津后，有家长担心他挤掉自家孩子的国赛名额，举报他初中的几次比赛成绩属于异地参赛，违反规定。最终，这个孩子失去了高一参加国赛的资格，要重新在天津考一遍 CSP-S、NOIP。
摘抄：ACM 比赛结束以后，陈晨收到于行健发来的信息：「我觉得我应该是有一些很讨人厌的习惯。因为我自己都发现了，好多次了，尽管我怀疑是家庭关系带来的影响，但毕竟招人烦的是我自己，所以对不起，能不能不要讨厌我，我在努力改。」陈晨很诧异，不知这话从何而来，赶紧解释说自己并没有讨厌他。于行健回复：「总是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检讨当中，但我觉得我确实有问题，而且本来也太少交际，这下全暴露出来了。不过，谢谢你。」
摘抄：韩烁是南方某「985」高校的老师，他从 2020 年开始给本科强基生上课，是强基生的导师，后来负责学院招生培养方案的制定。他告诉本刊，「强基计划」本意是希望通过更往前一步的选拔方式，提前介入到基础教育阶段，动态考核中学生对基础学科的兴趣和天赋，从而在招生中，选拔出热爱且擅长基础学科研究的人才，在大学阶段培养。其中不少高校实行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毕业后进入国家关键技术领域工作。这是一套国家本位的叙述。但实际上，更多学生看中的是本硕博直通，可以比普通学生少读几年书获得更高学历，毕业后求职有年龄和学历优势。每年也总有学生，在进入强基班级后发现自己志不在此，志向与培养政策间有错位，却因为前期缺少退出机制，在大学里痛苦、犹豫。
摘抄：结束信竞生涯后，于行健开始备考中科大少年班（中科大少年班主要面向高二学生招生，考生通过中科大的考试，获取入选资格后，需要参加这年的高考，高考成绩达到相应录取档次可被中科大单独录取），并在今年 3 月初参加了入围考试。据中科大少年班 2025 年招生简章，根据综合测试成绩确定入选资格考生名单，成绩 A 档的考生，高考分数达到理科一本线就能上中科大少年班；成绩 B 档，高考降 40 分录取；C 档则没有什么优惠。于行健告诉陈晨，少年班的考试他「考炸了」（成绩不理想），现在，「有很多人试图让他剪头发」。
向猫学习禅修之后，你会发现将生活降格为劳作是多么愚蠢
摘抄：猫疗愈孤独和创伤是直观可感的，因为孤独和创伤是赤裸、坚硬和冰冷的，猫是毛茸茸、软乎乎和热嘟嘟的。朋友西西在被生意伙伴和挚友骗了之后，在院子里养了二十多只家猫，还在小区里投喂了十几只野猫。那是一种对自己的怜惜和补偿，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认同感，一种被需要的、让爱可以安放的价值感。至少，一只睡觉猫可以把睡眠分给孤枕难眠的人。
摘抄：神经科学家们在猫和人的情感互动这个课题上产出了相当多的成果。他们的发现似乎佐证了人们之前的感觉：养猫之所以让人欲罢不能，是因为猫萌萌的长相能激活大脑杏仁体的奖励系统，令人开心，而撸猫的动作和触感，能刺激大脑释放“催产素”，一种类似坠入爱河时所出现的激素，还能降低血压和呼吸频率。猫呼噜声的频率在20赫兹至110赫兹之间，这声音也可以让人的肌肉和心情放松，缓解焦虑和紧张。东京农业大学的一位研究者永泽巧（Takumi Nagasawa）曾撰文论述人猫互动确实可以激活人类的前额叶皮层，包括额下回区域，提高人的非语言交流能力、感受力和同理心。另一项研究则显示，包括杏仁体和海马体在内的边缘脑会在人类和其长期生活的宠物之间建立一种类似夫妻和子女之间的感情纽带。看来，在长期的亲密关系中，人类的大脑和基因也会被他们的萌宠所改变（甚至有人认为，猫会操纵人的情感和认知）。但这些科学研究都在寻找一种有关人-猫关系的“外科式”的生物学上的答案。可实证、可建模的实验似乎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宠物和人的精神互动，就像是科学也无法充分解释和治疗像抑郁和躁狂这样的精神痼疾一样。一个精神科的医生永远也不可能像内科和外科医生一样做到不看病人，只看CT和核磁共振的结果来诊断病情。
缅甸内观冥想的历史漂流：从心理治疗室到“非语言现场”
摘抄：我与内观冥想的最初接触，源自我在欧洲高校就读博士期间一位亚洲同事的推荐。我们所在的区域研究所以亚洲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生中亚洲留学生的比例异常之高。这种结构本身，正是冷战以来西方“亚洲研究”体系的延续。一方面，它在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与身份政治兴起之后，主动吸纳亚洲背景的学者，以彰显多元化与知识生产的“去中心化”；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的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中，它也成为西方高校在学费制度与国际排名竞争中获取亚洲生源的重要节点。在这样一个同时受冷战知识结构与当代教育市场化逻辑双重塑造的空间里，亚洲学者既是知识对象，也被不断召唤为知识的生产者，既被想象为“研究者”，也常常被默认为某种“文化代表”。Sianne Ngai在《丑陋的情感》中指出，西方高校和文化机构中存在微妙的情绪审查机制，少数族裔必须在高校中呈现出“活泼感”（animateness）以满足对多元化代表的期待，以积极的、热情的、不过分理论、不过分批判的情绪形象增强自己的可视性和可被了解性。而当少数族裔表达诸如恼怒、冷淡等的负面情绪，则尤其容易招致“不理性”、“过度敏感”、“有敌意”的标签。因而，当这位亚洲同事与我分享他参加冥想实践以化解负面情绪时，这一“亚洲精神实践”在我们之间流转，并非仅是朋友间的文化话题，也是我们回应共同境况的一种情绪疗愈方式。
摘抄：而对于我们这样的国际研究生而言，参加内观冥想营并不仅仅是“文化兴趣”或“宗教田野”的延伸，而更多出自对精神喘息空间的切实渴望。在高校体系中，博士培养制度常年存在结构性问题：高强度的个人研究压力、孤立的工作环境、不稳定的经济支持体系，以及“永远不够好”的自我评估体系，共同构成了许多博士生心理健康危机的诱因。已有研究指出，博士研究生的抑郁和焦虑症在全球范围普遍存在（Satinsky et al. 2021），而国际生面临的挑战则更为复杂。文化适应、签证与居留身份的不确定性、对母国与现居地之间的情感撕裂，使不少留学生长期处于一种被悬置的精神状态中。这一基础上，性别因素又进一步加剧了心理张力。2022年，墨尔本大学学者马嘉兰（Fran Martin）基于对数十位中国女性留学生在澳生活经历的五年民族志研究，出版了专著《远走高飞之梦：中国女性留学生在西方》（Dreams of Flight: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Students in the West）。她指出，对于许多中国女性来说，出国留学不仅是获取知识和学位的过程，更是一个通过“离家”实践自我主体性的旅程。然而，这种自我探索常常被现实层面的孤独、漂泊感、家庭期望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所压迫，形成一种隐秘的心理张力。
摘抄：在某种程度上，Dahmma Vipassana通过封闭营地、高强度静坐冥思、全程禁言而达到的非反应性、非语言性的实践，确实为参与者提供了从知识社会结构中暂时解脱的机会。参与者不必说话、不必解释、不必被翻译，也不需要回应谁的关切。在葛印卡的教导体系中，冥想并非对意义或情绪的认知诠释，而是一种严格训练自我意识回归身体的练习。他反复强调：唯有通过对身体感受（bodily sensations）的持续觉察，个体才有可能脱离语言与概念所构筑的认知路径，打破对过往经验的情绪回路，逐渐“烧尽”潜伏于潜意识中的“业习”（ sankhāra，或译“心理反应模式”）。所谓 “业习”，并不单指我们有意识中的情绪或想法，而是那些深植于身心层面、自动发生的反应性结构。一个人一旦掉入“贪嗔痴”的惯性循环中，这些反应就会不断累积，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支配情绪、决定判断、塑造命运。
摘抄：Dhamma Vipassana的课程简介将内观冥想定义为一种精神净化的方法，旨在帮助实践者以平静、安定的态度应对生活中的紧张与困境。然而，要掌握这一方法并不容易。因此，营地要求学员必须遵守严格的作息时间表，以高强度练习支撑技法的深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半开始首轮两小时冥想，除早餐、午餐和晚茶的短暂休息外，全天累计冥想时间超十小时。在这样的高强度冥想中，除了与自己的困意作斗争，还需与“思维漫游”这一人类古老习惯周旋。我个人经验是，当思维在记忆碎片中跳跃时，潜意识深处被压抑的冲突、欲望与创伤也随之自然浮现。依照葛印卡的教导，面对这些记忆，面对这些从潜意识上涌的记忆与情绪波动，学员应将意识温和而坚定地拉回至对身体感知的觉察（sati），在反复实践中逐渐培养 “不喜不悲”（upekkha）的中立态度。十天的退隐有效地将自我与日常生活的外界刺激中隔离开来，使我得以完全沉浸于自我精神世界的探索。在最初的几天，我仍然频繁因记忆的刺激而产生情绪波动，这种波动在第四、五天达到顶峰。自第六天起，我开始感到某种转变，我与记忆之间拉开了微妙的距离，它不再即刻牵引我的情绪，我能以一种更为冷静、观照的态度面对它带给我的震荡。当然，我必须承认自己并未做到葛印卡所提到的“仅仅观察而不介入”，面对某些深层的记忆与情绪，意识仍不自觉地生起评判。即便如此，在持续练习中产生的微小松动，仍然让我体会到“保持觉知而不反应”的可能性，一种经由身体感知层面逐步习得的、微弱而真实自由感。回归日常生活后，我察觉到自我对过去易引发烦躁或者愤怒的食物，反应变得稍微平静。冥想并未消除情绪，但能帮助我在情绪波动中保持觉知，以更中立的姿态观察、反思和抉择。
缅甸内观冥想的历史漂流：从“人民鸦片”到东方灵修
摘抄：2024年夏天，我在法国参加了一场Dhamma Vipassana的冥想课程，进行了十天无阅读、无电子设备、无交谈、日均十小时冥想的封闭式隐退（retreat）。Dhamma Vipassana冥想中心承袭缅甸内观禅修传统，由印度裔缅甸商人葛印卡（S. N. Goenka）于1976年创建，以缅甸禅修导师吴巴庆（U Ba Khin）的冥想技法为课程内容，进行非宗教化、去教义化、非营利性的冥想教学。目前，其已在超过100个国家设立了分支中心，仅在欧美地区就有近200个常设营地，是全球最大的冥想系统之一。在课程完结后，我翻阅资料，逐渐意识到缅甸内观冥想在欧美的广泛流行，并非单纯的跨文化修行，更是二十世纪历史洪流留下的遗产。它既是西方反文化运动中对现代性的批判回应，也是东南亚反殖民斗争、宗教复兴、战争记忆与移民重构所共同塑造的精神回响。
摘抄：内观冥想技法源自上座部佛教（Theravāda），这一被广泛认为是佛教最古老的教派，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佛陀时期，强调通过持续观察自身经验，洞悉“无常（anicca）、苦（dukkha）、非我（anatta）”三法印。随着中世纪晚期佛教在印度本土的式微（在伊斯兰势力扩张、教派融合与寺院系统崩解的多重影响下），内观的实践传统逐渐失传。而在缅甸，由于上座部佛教僧团的完整传承，该修行方式得以保存并逐步制度化。当然，如大卫·马克马汉（David McMahan）在《重思冥想：古代和现代世界中的佛教冥想实践》一书所论证的，冥想从来不是从佛陀直接传下的亘古不变的传统，而是历经历史文化塑造的实践形式。20世纪中叶以来，缅甸的禅修导师将这一实践世俗化、现代化，并推广至全球，使内观冥想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冥想体系之一。然而再往前追溯，回到19世纪末西方殖民统治加剧之际，缅甸的佛教僧侣对传统禅修实践的重新强调，却是对殖民统治带来的佛教信仰体系边缘化的回应。
摘抄：这种对于东方灵修的再开发，顺应了西方社会二十世纪下半叶“心理化”（psychologization）的文化趋势。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在《拯救现代灵魂》一书中指出，心理学在新自由主义兴起、集体政治退潮之后，成为社会想象的主导框架，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与结构性困境被重新包装为个体的心理问题，需通过自我修复、自我认知、自我疗愈来解决。在这一过程中，“自我”被推至社会叙事的核心，并通过大量话语、文本与情绪技术得以持续调校。心理话语并不只是描述个体状态，它构建了一种“心理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在其中，情绪成为需要管理、优化与投资的资本。然而，缅甸内观禅修追求的，恰恰不是“更好的自己”（better me)，而是“无我”(anatta)。它的修行逻辑并非建立于对自我的强化与疗愈，而是在冷静观照“苦”与“无常”的过程中，修炼出定力与觉知（sati），逐渐洞察并降伏内在的贪、嗔、痴，从而解脱于轮回的反应机制（sankhāra），最终抵达“无我”的境界。但在“心理化”的话语中，禅修实践却经历了根本性的意义转译，被重构为情绪管理的技术，减压与专注的工具，甚至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心智训练”。葛印卡虽坚持强调冥想的非宗教性与伦理基础，但他在加州的课程中也玩笑般提及，自己的商人背景使他格外关注冥想的“现实效用”。他援引其师吴巴庆将冥想引入缅甸公务员系统，提升行政效率的案例，论证冥想实践的实用效益。这种冥想实践的工具化，恰与易洛思所谓“心理资本主义”的逻辑不谋而合。在当下，诸如“正念冥想”（mindfulness）等修行方式已被企业管理学纳入绩效提升工具，被引入谷歌等企业，被包装为诸如高价疗愈课程的情感商品（emotional commodity），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当然，正如大卫·马克马汉在《佛教现代主义的形成》中所强调的，禅修现代性的“去宗教化”“心理化”乃至“科学化”，并非简单的误读，而是全球化语境中东西方互动的共同产物。
缅從卓溪黑熊之死，思考人與熊的相處：走入部落還原案發現場，聽前線黑熊研究員及記者真心話
摘抄：「怎麼也趕不走，用很大的鞭炮也不行……。」4月11日，花蓮縣卓溪鄉中正部落通報黑熊侵擾事件，家犬被熊掠食的耆老說出自己的無奈。就在部落飼養的雞、狗接連被黑熊吃掉後，部落居民人心惶惶，每天放炮驅熊像過年，深怕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時至4月21日，事件發展為執行巡護與驅趕的巡守員為自衛開槍，導致黑熊中彈後傷重不治。隨即，社群平台湧現熱絡討論，包括「射殺保育類動物怎麼無罪？」、「餵食遊蕩犬與放養問題不解決，這種事情只會一再發生！」等等。但實情為何？我們如何了解人熊最前線現況？ 為此，《報導者》特約記者林慧貞前往中正部落，除採訪在地族人外，更梳理事件全貌，這集，她將帶回事發現場第一手觀察，並思考近年黑熊滋擾部落的可能因素。同時，連線長年蹲點花東及屏東進行黑熊生態研究的蔡幸蒨研究員，分享從早期的生態研究，到將防止人熊衝突列為工作重點的轉變及最新作為。
图像 & 视频
东京的鸢尾花园
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宫，大本钟和国会大厦
意大利撒丁岛苏尔西斯-伊格莱西恩特弗拉维亚港
百内国家公园，位于智利巴塔哥尼亚
盖亚重构了银河系俯视图
说明：从正上方俯瞰，我们的银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人类身处银河系内，我们无法直接拍摄其全貌。然而，欧洲空间局（ESA）的盖亚任务近日利用超过十亿颗恒星的位置数据，成功绘制了这样一幅图。此图表明，与许多其他旋涡星系一样，我们的银河系拥有清晰的旋臂结构（Arm）。太阳（Sun）以及我们在夜空中看到的大部分明亮恒星，都位于同一条旋臂——猎户臂（Orion Arm）。盖亚任务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此前的研究结果：银河系拥有两条以上的旋臂。银河系的银心有着明显的棒状结构（Bar），而薄薄的银盘的颜色主要源自暗尘埃、明亮的蓝色恒星以及红色发射星云。盖亚探测器已于今年三月圆满结束使命后停止运行，不过其数据分析仍在进行中。
盖亚重构了银河系侧视图
说明：从侧面看，我们的银河系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人类身处银河系内部，我们无法直接拍摄其全貌。然而，欧洲空间局（ESA）的盖亚任务近日利用超过十亿颗恒星的位置数据，成功绘制了这样一幅图。此图表明，与许多其他旋涡星系一样，我们的银河系拥有一个极为纤薄的中央盘状结构。我们所在的太阳系以及我们在夜空中看到的所有恒星，均位于这一盘状结构中。令人意外的是，该盘状结构的外缘呈现弯曲形态，尽管此前已有理论提出了这样的假设。银河系这条扭曲的中央带的颜色主要源自暗尘埃、明亮的蓝色恒星以及红色发射星云。盖亚探测器已于今年三月圆满结束使命后停止运行，不过其数据分析仍在进行中。
加龙河畔，法国图卢兹圣皮埃尔桥
意大利威尼斯潟湖的三角洲
墨西哥的大绿金刚鹦鹉
光漪
花儿 摄影师Jayden
l am rooted, but l flow
Own the moment
雨中倒影 摄影师Maximilian Stre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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